来自老沈的问候

我的父亲

Tue, 01 Nov 2022 11:33:01 +0800

我的父亲 1

父亲沈国珠，

1924年11月10日-1984年10月31日（阴历冬月）享年60岁，生于江苏宝应。

爸爸三岁丧父，在家排行老三。

他有二位哥哥和一位同母异父的弟弟。从小体弱多病。由于祖父过早去世,家境困难,父亲只上了1-2的私塾,解放后在居委里担任一些社会工作，政府为了培养他，送他去上夜校。通过夜校学习和自学,完成了小学学业。由于他的刻苦努力,父亲文化水准有了很大提高，经常帮助居委出黑板报，抄写各种文件，练得一手好的钢笔字和毛笔字。

父亲的一生是辛苦劳累的一生，他尝尽了人世间的酸甜苦辣。父亲的祖辈自明初迁徙来里下河平原，佃田租户，买田置地。在这鱼米之乡，除了遭遇少数的水灾之年外，只要勤劳肯干，能吃苦，生活、生存基本上不成问题。他们都是地道的农村人，别无他求，就想在这里平平安安成家繁衍，爸爸在上海也没有亲戚朋友，他怎么会想到上海来呢？

我开始有点弄不明白，后来随着年龄的增长，随着对家庭生活的深入了解，我方才知道爸爸来上海既是为生活逼迫，也是为了躲避战祸，逃避日本人和国民党的拉壮丁，他和他的二个哥哥以及同乡的一些年轻后生一起亡命天涯的。

1941年我们老家是国民党、新四军和日本人三方势力的共同争夺的地区。谁也料不到哪天会被哪一边的人抓走。如被日本人和国民党政府抓了就可能会当兵，成为炮灰；或被拉去做苦力，还会被新四军和游击队当汉奸除掉。如参加了新四军，国民党和日本人也会对家属进行打击报复。当地百姓面对当时的环境，无所适从。三十六计，走为上策。祖母为了掩护三个儿子不被抓做壮丁，逃离困境，保全小命，曾被当地恶人捆绑在我们老屋旁踩水车的“沟头”的树上吊打过。

当时父亲16岁，背井离乡外出，人生地不熟，到处流浪。为了活命，在苏州、无锡沪宁线一带流浪，靠做苦工、做小生意养活自己。他和外公、大舅、二舅在宜兴、张渚的山区里伐过木，扛过茅竹，顺流放过竹排；在镇江、丹阳等地当过小工，做过泥水匠，学过木匠。那时爸爸文化程度不高，只读过一、二年私塾。但他悟性好，手巧，据他说他最得意的拿手的就是做剪花糖。剪花糖，就是将精糖和麦牙糖加热成液体，放进红黄绿各色食用颜料，然后倒进已放好一只只木片雕成各种动物的模型里，让它冷却以后取出形状各异，栩栩如生的各种动物和刀枪剑戟的造型糖片，插在售货担子的木架上，吸引小孩和家长购买。

他居无定所，经常在车站、码头、桥洞、寺庙等地方过夜。在繁杂的苦活之余他学会了拉二胡，他的师傅是谁我没详细问过，所以说不清楚。据他说他还曾在无锡寺庙碰到过一个拉二胡的瞎子，他的二胡拉得很好。爸爸经常听他的演奏，也曾向瞎子讨教过二胡的技艺。

爸爸做小生意是流动的，瞎子上了年纪，也是靠演奏来讨要钱财养家糊口的，有时也到处流浪，但大多数时间还是在寺院周围演奏为多。虽不经常见到，只要到寺庙去就能听到瞎子的琴声。但爸爸心有已忌惮，不敢与之久处。因老爸听人说瞎子有肺痨病，他和流浪的小兄弟去了，也总是离瞎子远远的，不敢靠的太近。他们是二代人，没有时代的共同语言，但瞎子的琴声还是会吸引爸、一些流浪的小兄弟和游客，经常会不知不觉去光顾他的摊位处，音乐拉近了他们的距离。他们喜欢他的琴声。尤其是夜深人静借宿寺院时，偶然相遇碰到一起时，父亲还是忍不住上前讨教。虽然大部分时间他们不在一起，彼此并不相互了解，尤其是父亲在无锡人生地不熟，每天食不裹腹，为养活自己到处叫卖，没有时间也没有法子一起进一步向瞎子学习拉二胡的本领。

据父亲说，瞎子的二胡拉得不错，他有时听得很入迷，久而久之，父亲在瞎子那里耳闻目染，有时也会模仿着拉一些片段，尤其是听到悲怆、悽凉、悲愤的如泣如诉的催人泪下的片段，联想到自己辞别老母，背井离乡，一个人孤苦地四处飘游的境遇时，不仅会泪流满面。且有时激奋之时，父亲也会情不自禁地操起二胡模仿拉起瞎子的作品，宣泄自己思乡之怨。

一年后，父亲和亲戚又来到了上海，从此再也没有见到瞎子，再也没听到过瞎子的二胡琴声。

上海解放后，有一次他去理发，在店里的收音机里听到了一个很熟悉的民乐，好像是瞎子拉过的二胡曲子，但又不全是。一打听才知道那曲子叫《二泉映月》，人家还告诉他乐曲的演奏者叫阿炳，是个瞎子。经过到处了解，他后来才知道阿炳就是他所认识的瞎子大叔。但爸爸又不敢相信，因为电台播送的和他那时听到的瞎子断断续续演奏的曲子好多地方不一样。他那里知道，他听到的《二泉印月》，那是经过有关专家帮助瞎子把以前演奏过的曲子整理成的一个作品，並且是让阿炳重新按新编曲的《二泉映月》亲自演奏录制播放的，这是阿炳的代表作，一直传承至今。

阿炳出名了，大家对他崇敬，都认为他是个经过困苦环境的无师自通自成一体无可挑剔的音乐家。但大家并不真正了解阿炳，阿炳形象并不像大家想象的那样完美，伟岸高大。爸爸说，瞎子二胡拉得没话说，尤其是《二泉印月》，当时无人可及。但他摆摊收来的钱除了养家糊口，还有个很不好的开销，就是喜欢抽大烟。当然他不是抽一般的烟。他是喜欢抽一种黑糊糊的，爸爸他们叫不出名的烟。这种烟有一种剌鼻难闻的气味，抽完后呵气连天，涕泪横流。那时爸爸不懂，只是感到难闻，就敬而远之。后来才听说那就是大家所痛恨的鸦片。瞎子身上那股难闻的怪味让爸爸久久不能忘怀。

他拉二胡的时候，能吸引大家聚在一起听他演奏，但事后大家又会聚集在一起议论他，嫌弃他，责备他。爸爸是个胆小怕事的人，听人家议论多了，就很快离开了那个地方，不敢再和瞎子套近乎了。

这恐怕也是爸爸离开无锡的一个原因。

我估计爸爸的肺结核病可能就是那个时候生的，他自己并不知道。

难怪爸爸的二胡技艺一般。他根本没用心学，也不敢去学，所以也拉不出阿炳那样抑扬顿挫、如痴如醉、伤感哀怨、梦幻哀泣的高超的曲调，只能会为一起流浪干活的兄弟们拉上一曲支离破碎的二胡曲目，哼上一段扬州小调和地方流行小调，以消孤独思乡之苦。他没有把拉二胡作为一种技艺用来赚钱，只是作为一种生活消遣的手段，把拉二胡当作自己的一种业余爱好。

那时我们弄堂里的人空闲的时候就会叫上爸爸和他的三轮车的搭班工友姜友山一起为大家拉上一曲，唱上几段。爸那时没有固定职业，在上海做小生意还要受环境、天气，人气和生活等因素的影响，收入不稳定。拉黄包车、踏三轮车，早出晚归，成家立业后生活压力更大，条件不允许他、也不可能让他对艺术有更高的追求，只能在闲暇之余用二胡进行自嘲自娱的消遣活动。

1942年他和二位哥哥一起来到后上海，就一直在上海工作、生活。他经营过卖剪花糖的小生意，但养活自己很难。一年后，他看到拉黄包车，能赚钱养活自己，无非就是出卖体力。他自以为自己年轻，身体扛得住，于是就改行了。

世界上本来没有路，人走多了便有了路，但每条路都不一样，不是每个人走的路都能自由选择的。富人，一生下来走的就是充满期望的平坦大道，而穷人一生下来走的却是忍饥挨饿崎岖坎坷之路。二伯父和爸爸年幼丧父，饱受苦难。虽然年轻时成家较早，但为了躲避抽壮丁，只得与乡亲们漂泊来到上海，但无亲无故，无依无靠，只有靠用自己的双手创建自己的生活。他和爸爸暂时栖住在南市平民窟里。在新肇周路靠近沪闵南柘路的地方安身。那里是旧上海的火车南站地域，原来还是比较繁华的，现在的南车站路名就由此而来。该地区1937年8.13被日本大肆轰炸，造成了断壁残垣，污水横溢，杂草丛生。直到1964年，新肇周路改造前，同兴袜厂的西侧还保留着几幢被炸坏的破旧的二楼摇摇欲坠的水泥房屋的屋樑和窗框。二伯和爸爸在此落脚时弄堂口西侧有庆祥棉织厂，公私合营后配套增加了一爿色织整理厂；堂口东侧有一座制作木器的小型作坊，1957年建设了一座木器厂叫作上海第三体育器材厂，专门生产体育竞赛用的皮划艇等竞技用的体育器材; 还有一座小型纺织漂染厂，解放后和东面生产围巾的小工厂发展成围巾二厂。在这些沿路街面的工厂的南面，就是一片荒凉的空地，没有几座像样的房屋，弄堂口只有一座公用给水站和一家小型烟纸店。为了谋生，他们只能在这种无人居住的空地上用简单的材料，借着工厂的竹篱笆的围墙搭建了一幢简易房屋，开始了他们原始的城市人的生活。

为了生存，二伯父和爸爸终于从到处流浪状态，在上海艰苦的环境中找到了一席立足之地，开始了新的生活。他们早出晚归，学做各种小生意，只要能赚钱，能养活自己，再苦再累他们都不在乎，他和二伯父在上海滩拉着黄包车走街串巷，不遗余力出卖自己的体力，想让自己生活得好点，让自己的家人、亲人生活得好一点。但事与愿违，一个农民出身的没有文化没有背景人，身体不如别人的男人，想要在十里洋场生活好点没有本事是不可能的。父亲在拉黄包车接触各种客人时从他言谈说笑中深深地感到，不闯一闯是不会改变人生的。他暗下决心一定要改变自己靠出卖体力的状况，改变自己的生活和工作。

有了想法，就做有心人。有一次，他在拉客人路过太平桥菜场附近的饭店时，看见顺昌路上鸿运大酒楼招收杂工广告。他抱着试试的心态前去应招，爸爸有点文化，不想竟被老板看中了，做了临时杂工。就这样爸爸不再拉黄包车了，开始了新的工作。

饭店工作很苦，收入不多，但比拉黄包车轻松了，不用再风里来雨里去了，基本生活有了保障，不再用饿肚子了。饭店杂工什么都要做，谁都能使唤你。为了做好工作，把临时去掉。爸爸不敢懈怠。因为饭店打杂要早去晚归，客人走了，饭店工作人员大多数人走了以后还得扫好地、拖好地，做好清洁工作，方能回去睡觉，他和二伯虽还住在一起，但见面的机会就少了。

当时的酒楼很大，门面从复兴路要排到自忠路。第二天一早，天不亮又得很早赶到店里干活。为了能多睡会儿，节约来回往返的时间，爸爸只得在饭店的仓库里搭个小铺，住在店里，吃在店里。二伯父还住在上海南市一带临时搭建的滚地龙里，和老乡们包租拉黄包车。后来大伯父又来上海了，父亲为了解决哥哥拉黄包车人生地不熟的困难，和大伯调换了工作。把大伯推荐给了酒店老板，他又回到了二伯那里，重新拉起了包租黄包车，又过起了饱一顿饥一顿的风雨兼程的艰苦的个体生活，以此谋生。

他们拼命工作，争取多赚钱养家糊口。为了改善居住环境并能在上海长期生存，爸爸和刘步诗舅舅几个人，用挣来的钱（还有朱庄的朱家兄弟）在南市沪闽南拓路332弄（现为土东路）造了几幢二层楼的住房，有了属于自己的小窝。不知为什么二伯竟没有参与其中。我们的家，楼上楼下一共有七间房，可以居住四五户人家。房子的产权是爸爸和三舅的，我和妈妈，还有三舅母家人都只住冬春二季，所以房子很空，大部分都是由二伯、二舅、福文表哥和其他乡亲借住其中的，因是至亲，三舅和爸爸都不收他们房钱。

那个房子我还是有点印象的：楼下房子分前后二大间，北面大间一分二小间。我们家住在后北房靠东面一间；三舅住在后北房靠西面一间。南面的是一个二家合用的大客厅，是我们家和步诗三舅家共有，供居住这个房子里的人共同使用的。楼上是东南西北四个房间。二伯那时就住在我们家的南楼，北楼是给他在上海做帮佣的工作小姨居住。

后来看到踏三轮车不仅比拉黄包车轻松，且能赚更多的钱，能改进家庭生活，他们又跳槽去踏三轮车。经过自己拼命的挥洒汗水和不懈努力，他和我三舅二人白手起家，终于自力更生地在南市原蓬莱区沪闵南柘路332弄（现在上海黄浦区斜土东路）建造了二幢一上一下的木板楼房，每间占地二十多、三十平米左右。全家一直居住在此。

由于做小生意、拉过黄包车，踏过三轮车，风里来雨里去,劳累过度，他和二伯在解放前夕先后都染上了肺结核，经常咯血。当时这是一种可怕的疾病，死亡率是相当高的。医药费很贵，且很难买到适合的医治药物。那时候，所有医药费用全是自己承担。看不起西医，买不起西药，除了看中医，吃中药外，妈妈还到处打听偏方，经常买些红枣和猪肺燉汤给爸爸喝，有几次还托人从接生婆那里出高价弄来胎盘，洗汏干净，和猪肺混在一起熬汤，瞞过父亲，当作肺片汤给父亲吃，补充营养。那时父亲用汗水挣来的钱基本上都用来治病，加上妈妈无微不至的照料,又幸得解放后政府对肺结核病的大力根治，在政府各方面的关心下，父亲肺结核病得到全面治疗。

当然，如果不是家中接二连三地出现意想不到的怪事，也许父亲的病不会拖得那么久，也许早几年就根治了。

我的母亲 2

Fri, 07 Oct 2022 17:02:03 +0800

二女夭折-----妈妈生了六个孩子，除现在我们兄弟姊妹四个之外，有二个孩子都没保住。妈妈的第二个孩子是一个女孩。

她出生日期我记不清了。好像我三四岁的样子，大约是1949年前后。我只记得她二岁了她还不会走路，她一直睡在妈妈为她准备的“茅窝子”里。所谓“茅窝子”，就是以前农村请木匠制作的，像我们老家每户都有的，夏天用来洗澡有的一种两端圆形加长的浴盆，看上去像个椭圆的大木桶，但它比浴盆高。人们在铺着厚厚的稻草上面放着一床草蓆子，再放上一条小被子，就像城市居民家里为小孩置办的婴儿床，是让不会走路或学会走路时间不长的小孩休息睡觉的睡具。
记得那年春季的一天，我看见妈妈一直站在妹妹睡觉的“茅窝子”旁，低声抽泣，眼角上还挂着泪花。妈妈在轻声地叫着她的小名，小妹没有任何反映。我趴在和我一样高的“草窝子”上向里看，只看到妹妹躺在“包被”上，双眼紧闭，动也不动。我不知为什么妈妈一直在哭泣。我愣愣地看着妈妈，我也哭了。妈妈听到我哭了，就拉着我的手，催着我马上去别人家、去外面去玩，又让我赶快去叫奶奶。我听了以后，立即跑出去找奶奶，又拉着奶奶一起到了我们家。奶奶来了一会儿，用手指放在躺在“草窝子”里紧闭双眼，面如土色的妹妹的鼻子上反复地测试。过了好一会，奶奶和妈妈说了几话，擦着眼泪就出去了。
过了一会儿，奶奶和村上二个男人又来了，他们把“草窝子”妹妹抱了起来用“包被”裹着放在带来的一张芦席上，然后包好了就向很远的田里跑去。这时妈妈放声大哭，悲痛无比，她一直跟着走到了田边，被奶奶拉了回来。我看见妈妈在哭，我也哭了。其实，那时我只三、四岁，根本不知道什么是生死离别，无法体会妈妈失去大妹妹的悲伤的心情。
大妹妹去世以后，妈妈许多天都没有好好吃饭，一直睡在床上偷俞地哭泣。前面说过，我们那里方圆几十里没有医院，没有医生，杜巷镇中只有一位叫沈兆凤中医。虽说他是中医师，但也只能医治伤风咳嗽，头疼脑热的小病，面对大病他也只会束手无策。现在的小青年恐怕不会相信，也无法想象出当年我们国家一穷二白的农村医疗落后的境况。我一直忘不了我在老家亲眼所看见，我们村子东头桂珍姐的爱人赵先生因生病而丧命的事。

大约在1955年，我村东头的桂珍姐爱人姓赵，是和我妈她们一起响应国家支援外地建设、上山下乡号召，从上海回到老家务农的。他是一位身强力壮的青年。一天夜里他感到肚子有点疼，找了当地中医看了看，吃了点中药，但毫无结果，且越来越疼。最后家人无法，只得为他请来了“大仙”现场作法，画符烧纸，用来驱鬼避邪，把治病救人用愚昧的迷信手段替代。结果病情越来越重，他在亲人面前整整疼了二天，最后活活的疼死在自己家里的床上。后来我长大了才知道这个病就是一个烂尾炎，根本不是什么大病，如果他在上海，没回到农村，及时赶到医院，

1951年年底，我第二个妹出生了，她也没有活不来。由于当时的老家农村没有医院，产妇只能在家生养，由接生婆接生。农村卫生条件差，接生婆又不懂消毒，也没有消毒设施可用。所以这个小妹生下来没有活过24小时，就离开了人世。现在估计那是孩子出生后，接生婆没有给婴儿清洗干净，招致病毒感染后去世或是没有及时清除完婴儿口腔的异物窒息而亡的。
在三、四年之内我们家遭受了几多灾难，爸妈又连续失去二个闺女，他们内心的痛苦是常人难以承受的。

我的母亲 1

Fri, 07 Oct 2022 17:01:42 +0800

妈妈刘步英生于1925年1 月13日，卒于1996年9月28日，享年72岁。妈妈她是个聪明、贤惠、泼辣、能干的女人。姆妈是外祖父最小的女儿，也是祖父最喜欢的女儿。可惜她没有在外祖父最富有时出嫁。

妈妈1925年生于原藉，她有三位兄长：大哥刘步忠，二哥刘步臣，三哥刘步诗，姐姐刘步英。

一、十岁丧母

1935年妈妈十岁，那几年因家庭诸多亲人身患不知名的传染病被染，妈妈的母亲、大嫂和二嫂、二位侄子（大舅和二舅的儿子）、侄女（大舅还是二舅的女儿不清楚），连同其他亲人，据说一共有十几位，都在那年先后与世长辞。
妈妈那年也被疾病感染。由于当时农村无西医无西药，无医院，只有小中医和混迹江湖的郞中，传染病无处医治，只能听天由命。妈妈病了好长时间，没有好转，躺在床上，不食不饮，气息微弱，奄奄一息，只有出气，没有进气，昏迷不醒。经中医诊脉，医生认为已经没有生还的希望了，暗示妈妈已死亡，让家里准备后事。由于那场瘟疫家庭中去世的人多，给家里的经济造成了很大的压力，家中给死者做棺材的木料不多，妈妈还是个未成年的小孩。家人和外公只好忍痛用草蓆包裹十岁的妈妈。妈妈被抬到田间已挖好的下葬的坟坑旁，准备下葬。亲人们看到妈妈年纪这么轻，还是一个未成年的女孩，马上要阴阳两隔，离开亲人，离开这个世界，悲痛欲绝。
落葬时，家人为了让妈妈最后一程走得干净，把她抱在怀里，帮她重新整理了衣物。突然，怀抱她的家人发现妈妈口鼻尚有一丝气息，并没有断气，马上将她抬回家中，又给她找来了中医郎中，给她灌了汤药，帮她治疗。经过短暂的治疗后，妈妈竟慢慢地苏醒过来了，家人用米汤小心翼翼地灌进她的嘴里，想不到她竟一口喝完了大半碗的米汤，后来又能吃些饭菜了。经过家人的精心调理，妈妈就这样奇迹般的活了下来，在死亡边缘线上捡回了一条命。
在家人精心的护理下，妈妈慢慢恢复了健康。从此与父亲、姐姐、兄嫂相依为命，后来竟长成高有1.73米的身材挺拔健壮的大姑娘。
妈妈，可以说她是在哥哥嫂子姐姐的呵护下长大的。
她22岁她嫁于父亲，23岁生下我。来上海前一直在农村务农。
妈妈没有读过书，没有文化，是一个传统的女人。她年轻时漂亮，干活干练利索。妈妈身材欣长，高挑，如果把头上梳盘着农村女人常有的发髻放下来，乌黑的长发会垂挂到她的1米73身高的腰间。我经常笑称她是根号3 。
老家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一直是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控制的地区，属于老的解放区。土地改革进行得比较早。土改时我家中分到了旱地3亩、水田3亩，农活一直都是妈妈打理。
妈妈每年春夏回老家种地，秋冬收完庄稼，交完公粮，和外公交代、安排好春耕事宜，就带着我赶赴上海照顾父亲，与父亲团聚。

               
              二、带我逃难

我大概是3、4岁记事的。
印最深的是母亲带着我跟随一大群人沿着铁路线向外逃难。
我记得开始的时候我和妈妈是坐在火车上，车上的人很多。按时间推算那应该是48年底，农历春节前后。深夜里，妈妈坐在椅子上，我好像坐在妈妈的腿上睡着了。不知过了多久，我耳边响起了很吵杂的声音，我睁眼一看，竟被妈妈背在背上。福文哥也提着包袱跟在妈妈，还有我好多不认识的老乡，好多人挤成一排，都争先抢后在铁路边上走，大家一个挨着一个慢慢地摸索着向前。我不知道怎么回事，被妈妈扛在肩上，我搂着妈妈的脖子，一会儿被踮醒了，一会儿又睡着了。我只听见妈妈喘着粗气，寒冷的冬天，她头上还冒着热气。她一只胳膊上挽着一个大的包袱，另一只手上还提着一个小小的包裹，只见周围夜晚漆黑一团，人流滚滚。偶尔，身旁呼啸而过的火车车头冒着熊熊大火，火光照在道路两旁匆忙赶路人的脸上，大家显得都很紧张和沉重。妈妈和大家一样都板着脸，神色上都有点恐慌。除了听见呼呼的喘气声，人声嘈杂，但人们没有任何交谈和嘻笑。我被妈妈背着感到好舒服，也很好玩，根本不知道世界上发生了什么，更不知道战争随时可能就在这些逃难人们的身边发生，人们随时都可能被战争的炮火夺去生命。
随着岁月的流淌和我慢慢地长大，后来我才晓得，这是1949年春，解放军即将解放上海。听说要打仗了，上海人都很紧张，因为上海人对共产党不了解，加上上海的物价飞涨，油、粮等生活资料几乎被抢一空，许多有钱的人都逃往外国和香港，没钱的穷人都逃往老家和乡村。当时外公听到我们在上海过着一日三餐得不到保证的生活窘境，他千方百计托人由“帮船”送大米到上海，但由于战事，交通不通，均未成功。上海谣言四起，人心慌慌，生活资料短缺，大家忍饥挨饿。万般无奈，为了躲避战争灾难，爸爸和三舅等亲友商量，让妈妈、带着我、福文表哥和其他亲友一起乘火车回老家避难。火车开到上海郊外，铁路被国民党军队封锁，火车不能向前开了。为了逃命，避免伤及自己，难民只得下车沿着铁路漫无目标地向西步行。
经过艰苦跋涉，妈妈随人流好不容易走到了苏州附近。据说那里也有好多军队，还时不时地听到枪炮声，大家都不敢往前走了，想在附近的老百姓家里借住了下来，但我们没有住，不敢住，怕出意外。我只知道我们一批人又向前走了，我印象中我们好像走到一条大河岸边，不知发生了什么事，人们都东奔西逃，妈妈和福文哥带着我跑进了一个长满蒿草和芦苇的荡里，我们都趴伏在里面，福文哥搂着我，不让我出声。我太小了，我只知道跟在妈妈和福文哥后面，不知在那里呆了多少时间，也不知后来妈妈和众位乡亲是如何走出困境，回到上海的。当年逃难的情况只有摸糊记忆，详细的情况恐怕也只有云南表哥还能还原。这段经历也是铸造了我和云南表哥一直有一种特殊感情的原由，我们曾经经受了战争的动荡。
当然，我也无法知道妈妈是怎么保护我和她侄子熬过这段艰苦的日子的。我只晓得，后来妈妈又带着我回到了上海。估计那是解放军已解放了上海，上海太平了，战事结束了，她带着我们随大批难民又返回上海。
回到上海，妈妈在火车站叫了一部三轮车。上海很平静，没有混乱现象。只是在路过上海南市斜桥和徐家汇路十字路口时，看到好多人在拆十字路中间一个庞然大物。它是一座高有3-4层楼的圆形大房子，四周有许多方方正正大窗口。长大后我方才知道，这是国民党军队为了阻碍解放军解放上海时，国民党军队在斜桥徐家汇路口和制造局路口二条十字路口中心建造的一座钢筋混凝土的圆形大碉堡。
这是我一辈子也忘不了的妈妈带着童年的我逃难的经历。

                      未完待续

我的小叔

Fri, 07 Oct 2022 17:00:55 +0800

我的小叔

沈国清生于1934年？月-卒于1960年7月9日（阴历甲壬狗年-庚子鼠年6月16日），娶张瑞凤为妻。享年26岁

张瑞凤生于1937年？月-卒于2015年1月2日，（阴历？？？-乙未羊年腊月初三）享年78岁。生有一子。

小叔夫妻俩育有一子：沈松兴
沈松兴娶邹家凤为妻生有一子沈荣民，
沈荣民娶岳 XX育有一子沈鼎昇，现在开封市从事水利环境工程

我对小叔稍有印象，但不深。音容笑貌一点也想不起来了。
他结婚比较早。他年纪比我堂哥福兴大不了几岁，他的身材不高，和我福兴大哥差不多，我的映像中他的身材比福兴哥略胖。
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他平时比较活跃，可能由于二爹爹和奶奶的宠爱，他不大下田劳动，像个大孩子似的经常和我们一起玩，有时还惹我们;读没读过书不知道。因为福兴哥比他小几岁，是和我在北塘小学一起读书的。我刚进校时，福兴哥已读三年级了，没看到小叔在校读书。我在新河小学借读二年不到也没见到过他。他如果读书的话，最大可能就是读过私塾。
一年后我就离开了，故小叔有无读书我不敢乱说。只有福兴哥、谢柏净这样年纪的人才知道。
小叔结婚后没多久，就患上了一种很奇怪的毛病。平时无事双手不停的抖动，站着抖，坐着抖，睡着有时也抖。无事抖，有事时双手颤抖得更厉害，物不能握，活不能干，吃饭时，碗不能端，筷子不能拿。吃饭嘴要够着碗，牙齿碰到碗边会发出咯咯地响声音。如果情绪稍有激动，便会全身颤动，手脚乱抖，面部抽蓄，痛苦万分。
那时我们老家是很落后的，除了农业以外，没有任何工业、商业、文化教育和医疗事业。只有挑担的货郞和混迹江湖的郞中，还有就是迷信盛行。老百姓生老病死完全是听天由命。
祖母对于小叔突如其来的毛病束手无策，看遍方圆几十里的郎中和中医，毫无起色。当时农村文化落后，没有医疗可言。祖母唯一就是相信迷信，求助算命先生。她认为是小叔得罪了神仙鬼怪，是中邪了。我们村的人差不多都这么说。那些拿了钱给小叔算命的算命先生，更是加油添醋的说小叔得罪了什么赤脚大仙、狐仙，并找来和尚、道士来家作法。她老人家把他们的胡说奉为圣旨，每天要烧从寺庙和尚、道观道士那里买来的锡泊、纸钱和乱七八糟的“鬼化符”。更好笑的是奶奶、四妈和家乡好多的人都会把来家偷腥吃鸡的黄鼠狼看成是“大仙”，不仅不允许我们喊打，还对它们顶礼膜拜，跪地磕头。大人的思想对我也造成了很重的影响，有一次我和妈一起去河边桥头我家的粪池掏粪，妈妈去菜田施肥时，河边的草丛中突然窜出二只黄色的小东西在我面前追逐嘻戏。我一下吓坏了，一方面大声哭叫，呼喊妈妈，一方面又赶忙跪下给二个小东西磕头。现在想想真的可笑。
小叔生的这个病，祖母求医拜佛，花了不少钱和精力，病未治好，且越来越重。据说后来连吃饭都需要别人帮忙喂了，生活都不能自理了。
1960年是我国三年自然灾害最困难时期，在那个粮食短缺，野菜充饥的年代。小叔肯定经常挨饿。由于经常吃不饱，生活不能自理，病情发展也越来越重，终于在1960年去世了（具体时间不清）。最后到底是饿死还是疾病折磨而死，我当时不在老家，不得而知。小叔年纪轻轻就英年早逝，这下苦了祖母和四妈了。好在小叔留下了他的根—唯一的儿子沈松兴，他可是奶奶的心头肉，奶奶对他可谓呵护倍至，同时也更加剧了奶奶和四妈的负担。那时成立了“人民公社”，农活由生产队集体安排，不用自己操心了，吃饭由大食堂统一安排。但家里缺少男劳力，挣的工分就少了，日子当然也更不好过了。四妈要带幼小的儿子，这下就害苦了老祖母，她是家里的一家之长，又很要强。日常生活全靠她来安排，四妈基本上不管。因为四妈本人也不是干农活方面的行家，有吃没吃，有粮无粮都是老人家操心。最困难的那几年她千方百计想法设法找米下锅，即使自己吃不饱也要保证让孙子吃饱。因为这是她和士华二爹爹的血脉。当然，那时也离不了福兴和大伯母帮助。我们那时不在老家，家中也很困难，没有帮上什么大忙。但爸爸始终没有忘记自己赡养老人的义务，每年年终都按生产队的决算额度把钱及时寄给福兴大哥，以保证奶奶的正常生活。
小叔英年早逝，四妈年纪轻轻就做了寡妇，还要抚养小孩，生活压力可想而知，为了改变生活，四妈后来她就改嫁了，她和本地的复退军人谢柏华又组合了新的家庭，好像有二个女孩。
小叔生了莫名奇妙的病，这是我们二爹爹的家门不幸，是那个时代的悲哀，也是我们国家当时“一穷二白”的真实的缩影，也正是我们国家农村医疗落后的写照。
当然，这个病也是世上罕见的病。不要说在那个年代，即使在现代这个毛病也是一个疑难杂症。医学界对此病研究认为这是人的大脑神经系统毛病，至今尚无治疗成果，也没有特效药。
当然随着科学不断的发展，这个毛病的病因正被逐步解开。这二年我已多次从电视新闻中了解到这个只有百万分之几的发病率的毛病的治疗，有了一些新的进展。这个毛病大概就叫“柏金森病”，是脑部神经系统的毛病，目前医生们正运用微创手术在大脑神经系统进行植入电子芯片控制的尝试。
可惜小叔生不逢时。

我的大伯 4、5

Fri, 07 Oct 2022 17:00:35 +0800

大伯把家庭看得很重，就是只知工作，只知赚钱养家糊口，为家庭无私奉献，很少为自己考虑的人。有时我一直取笑他是个守财奴，说他有点吝啬，他总笑而不语。我真的不理解，他一人在上海除了我们一家，朋友几乎没有，很少有人情往来，老家来人基本上都住我们家，他也难得请人吃饭。平时他吃在店里，住在店里，一个月生活费用不了几元钱。逢年过节，他也很少来我们家，他几十年来多数都是赶回老家过年。偶尔在上海过年，我们不请他，他也不会来的。但爸妈是一定让我去请他的。这时他就会拿节假日期间领导安排他值班的理由来推脱，说他走不开；有时说太累了想休息休息。总之就是不想来。这时，我会跟他说“一个人在店里过年多冷清啊，爸妈请你到我们那里去，一起去热闹热闹”我还会开玩笑地对他说“我们保证不向你要压岁钱”。当然，他禁不住我的死磨硬泡，最后还是来了。就是这样，他也不会在这里过夜，吃好饭就起身回单位了。他也没有想起过节日给他弟弟和弟妹或给我们小辈买点东西。
是他没钱吗？不是的。过去我怀疑他有点小气，但大伯多年的为人，也不像是这样的人。那究竟是为什么会这样呢？我大学是选修行为学科的。大伯的表现引起了我的好奇。我从心理学角度作了一些分析，不知说得对不对：几十年来大伯一直一个人生活在一二十个人的面馆里，又是做后勤工作，长期离开家人和亲戚，面对的是不会说话的物品、材料和食品，晚上又是独自一人住在不满十平米狹小的宿舍里，无人说话，与人打交道少，交流少，养成了孤僻的习性，心理上有了一种事不关已漠然处置的孤暗心理，对于人情事呼，礼尚往来已经淡漠了。这还可从他回老家探亲的言行中就能看出。每次回家探亲都是我送他。他的行李简单，最多的就是他把省下来的用上海凭票证计划供应所买的东西打包带回家去，其他的什么也不带，由我送他到上海火车北站，一路直到他平安上车，我才回返。一路上我和他几乎无话可说。有时我看他东西不是很多，让他买点市面上不要票证的东西送送亲戚朋友，他很反感，不愿多此一举。且不买的理由很充分，也很滑稽。他说什么：我走路都嫌多二条胳膊。这句名言我至今不忘。听了这句话，我无话可说，就只好闭嘴了。
的确，当时的交通很不发达，从上海回老家要先坐火车到镇江，摆渡过江，然后乘长途汽车颠簸3-4个小时，下车还要坐上来接站家人的自行车个把小时，前后要折腾十几个小时，直至筋疲力尽方能抵达，是很辛苦的。我很尊重他，但我也为他惋惜，感到他活在这个世界上太亏待自己，太不值得了。
大伯平时不苟言笑，话很少，不善于交流，遇到重要事情，我们和他一起商量的时候，你问一句他答一句，有时既不否定也不应答，我们不知他在想什么，很难抉择。
印象最深是那年堂妹婚事事件。那是1970年冬天，他的小女儿带着一个陌生男人来我家投宿，她的到来我们很感突然，我们没有任何思想准备。在与小妹交谈时发现她很沮丧，也很不高兴，还哭哭啼啼。爸妈不知就里，见此情景慌了手脚，不知所措。因为事先我们没得到老家任何消息，我马上整理房间安排他们二位休息。稍有停当，爸妈仔细一问才知道，堂妹是老家结婚后顺路从上海转道准备回海门农场定居的。这事太突然了，上海的大伯从未给我们透过口风。妈妈与小妹开玩笑：你爸妈的嘴真紧，你结婚这么大的事还瞒着小叔，是嫌我们穷，怕我们岀不起礼钱。虽说是开玩笑，但我知道，妈妈很强势，什么事都得理不饶人。
既然是结婚，小妹应当高高兴兴的，为什么还会如此伤心呢。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我们也犯嘀咕，况且还涉及到他们兄妹关系。爸妈认为，这是大伯的家事，我们不能随便插手。于是妈妈当晚就让我去大伯那儿报告堂妹来沪的消息，让他马上抽时间来我们这里。
当着大伯的面，堂妹原原本本地还原了此次事件的经过：原来福兴大哥一直留意妹妹的婚姻，这次他托人给小妹介绍了个对象，此人是本地夏集人，外出参军，退伍后留在海门江心沙农场当小学校长，有固定收入，人也不错，考虑到军垦农场比当时农村的条件要好，小妹将来不会受苦，就为小妹做主应承了这门婚事，男方要求事成马上结婚，此事没和小妹商量。小妹认为是包办婚姻，很不高兴。这是一，其二小妹还透露说，她当时正和本地一青年恋爱，由于传男方的辈分，比沈氏低，大哥不同意她交往。这事就一直僵着。这次海门男方回老家准备迎取时，她对男方不甚了解，好多情况都不知晓，一直被蒙在鼓里，她难抉择，也很尴尬。他不知大哥为什么要这么做，还怀疑大哥故意把她净身出户，所以她也很恼火。其三，她从小一直老家父母身边长大，从未离开过爸妈，想在家乡成家，离爸妈近些，在他们年老时能孝敬他们，这次和爸妈沟通的时间很少，马上就要突然离开她们，到一个陌生的远方去，她没心理准备。所以她很伤心。
剪不断，理更乱，事情简单也很复杂，清官难断家务事。当着侄女婿的面，妈妈不好说什么，只好一边安慰侄女，一边委婉地为大伯、大妈妈和福兴大哥进行解释：说什么农村苦，农场好；海门离上海近，来去比老家方便；校长是领导，有权有钱；小孩成长，衣食不愁；吃商品粮，不怕灾荒；他们这么做是为你好，他们希望你过得好等等，妈妈用她三寸不烂之舌，搜肠刮肚寻找有说服力的语言劝说小妹，其实妈妈也知道她所说的理由有一些是站不住脚的。因为妈妈情况不了解。既然是事，她只有劝和，把事情平息，不能把事搞大。我赞成支持妈妈的态度。这时只有大伯才是解决事情的关键，他说句话比任何人都有用，因为他是堂妹的爸爸，遗憾的是大伯坐在那里一言不发，不置可否。
看着坐着一声不响的大伯和哭泣的侄女，爸爸借口时间到了，上班去了，妹夫夏永丹外出办事走了，只留下我们无聊地坐着陪着堂妹。妈妈是个急性子，屏不住了，对着大伯说，你变哑吧啦！你说话啊。大伯闷了半天，才说，“你说怎么办?”
“你女儿结婚来上海，我能怎么办”大伯就是不接茬，等妈妈说，
“要我办可以，你女儿结婚到上海来，你送陪嫁，上海有亲戚，你办酒席，你同意吗？”妈妈弄大了，堂妹的结婚之事我们不清楚，大伯不告诉我们，肯定有难隐之处。
妈妈快人快语“不行的话，我看这样，简单点，你给女儿买点东西，作陪嫁，再给点钱，算安家费。”
“给多少”大伯心被触动了
“你看着办，我不管，你和你女儿商量”
“陪嫁买什么”
“女孩嘛，弄台缝纫机”妈妈可真行，对女孩的需求和世面比我们还了解。“没票，买不到”
“想办法弄，买好机寄过去”我真佩服妈妈，她情况也不了解，就凭堂妹的哭诉，让大伯这么出血，就不怕得罪大妈，不怕引起闲话。当然，手心手背都是肉，大伯的承诺半年后就兑现了，他向单位申请到了缝纫机票，买好了机器，好像是让根英妹帮忙乘船送到海门去的。
“你多管闲事”事后我对妈说
“我为你大伯好，男孩女娃要一样看待，我为他们好，不让人家说闲话，他们会理解的”妈妈理直气壮地说
听完堂妹的述说，和放在屋角的几件不起眼的行李，我对妈妈用钱化干戈为玉帛的决策有点理解了。一个女孩子几十年一直生活在父母身边，突然换了一种自己意想不到的方式生活，要跟一个自己从没接触的男人立即生活在一起，肯定有些茫然，有些伤感，对亲人的抉择有所误解这也是正常的。福兴哥在处理妹妹婚事的过程中考虑不周却也是存在的。只有在今后的生活中慢慢消化，慢慢理解，随着时间的推移，一切都会烟消云散，冰释前嫌的。
堂妹是幸运的，几十年来永丹妹夫并没有辜负大伯一家的期望，没有辜负上海婶娘的一番良苦用心。他对小妹特别好，他们夫妻二人相敬如宾，相濡以沫，把二个女儿已培养成人且都组建了自己的小家庭，如今小妹也快要四代同堂，享受天伦了。
堂妹结婚，女儿远嫁是件大事，农村有没有办婚宴？大伯为什么不回去参加婚礼？他为什么不让三弟一家知晓，一直是个谜，没人给我答案。
用今天的目光来看，那个时代的人，尤其是从封建社会过来的大伯，受到“嫁出的女儿泼出去的水”“女儿是外姓人” 的封建思想的影响，也不奇怪。有一点重男轻女的思想恐怕是免不了的。我们这辈的人也没必要和他们这么计较，更不能耿耿于怀。
我妈这么做是不是太草率，大伯母会不会有想法不得而知。大伯为什么隐而不宣，我真猜不透。他就是这么个人，有想法也不会说的人。

我的大伯 5
大伯中等身材，高不出1.70米，估计1米68左右，形态微胖。大伯喜怒不形于色，面容一直凝重，看上去冷峻，不了解他的人感觉难以接近，其实不是这样。可能是他的性格所至，感情不易外露，只是未到动情处，我深有感触。
84年9月爸爸肺部旧疾突发，多次住院治疗未见效果，我和弟弟日夜陪护左右达四十余天，住院期间，父亲昏迷言谈之中常表露出怀念老家亲人的愿望，为满足父亲心愿，我们给大伯写了信，告之实情。大伯接信后带着孙子树民立即动身来沪探望，他还要亲自去上海西郊的肺科医院全程陪伴。考虑那年他已近古稀之年，我们就安排他白天去，晚上回家休息，对于我们的安排他还不滿意，坚持要全程陪护。他说他是大哥，陪护病弟是应该的。当然，他是我们大伯，是沈家最高长辈，我晚上接班时让他会多待一会儿，陪陪爸，但决不让他陪夜。那时爸爸由于大脑缺氧，已处于半昏睡状态，时儿会清醒片刻，我期望他在大伯在的时候能突然醒来，知道大哥来看他，能和大伯交流更好。遗憾的是爸爸的意识一直没有清醒，有时会在昏睡中喃喃自语，还会时不时嬉笑呼喊，面对此景，我很紧张，不知所措。这时我却看到大伯眼含泪水，把头凑到爸爸的耳边轻轻地说着我听不懂的话语，说完后他苍凉的脸硤上沾满了泪痕，爸爸没有明显反映，不知他听见没有。事后大伯告诉我，这是大伯在深情的呼喊他们兄弟儿时的乳名，回忆他们少儿时一起在农田干活嬉笑打闹时场景。
事后我很想了解爸爸昏睡中的乱语和大伯和他交谈的内容，大伯就给我述说了前面我在病房所见所闻的。他是帮父亲回忆他们少儿时期三兄弟相伴嬉闹的相互打斗的场景。话语未完他已泣不成声，手足之情，溢于言表。至此我才知道爸爸昏迷呼喊乱语中也仍然记挂着少儿时的二位哥哥。
往事不堪回首，兄弟将要分手，触景生情，看到病入重症的兄弟，情到深处，大伯的兄弟情感喷发而出。爸爸六十未足就走了，对妈妈精神和我们姊妹们打击很大，妈妈整天以泪洗面，魂不守舍。见此情景，大伯离开上海时告诫我们：要照顾好妈妈，听妈妈话。还要我带好孩子，帮好弟妹。然后他又拉着妈妈的手，郑重地说：“老三家，老三已经走了，人死不能复生，你不能一直这样”话音未落，他已老泪纵横，语不成声“这个家靠你了，你担子重了，你要保重，把孙辈和二个未成家的孩子事情办好，老三死也瞑目了”。
血浓于水，亲人连心。我第一次看到大伯如此动情，写到这一刻，我再也止不住热泪盈盈，仿佛又看到了爸爸欣长瘦削和大伯、二伯胖墩的三人正在祖屋面前的田野里奔跑追逐的身影。
不知九泉之下爸爸感受到没有！
但愿他临终前能听懂大伯说的话，知道大哥那一刻的兄弟深情。

大伯是一个家庭观念很强的，爱家的人。叶落归根，退休后他回到了他久别的故乡，回归家庭和家人团聚，颐养天年，在那里和儿孙一起享受天伦之乐，继续他人生的自由。

1993年大伯77岁因脑溢血在老家去世。

我的二伯

Fri, 07 Oct 2022 16:59:58 +0800

二伯沈国涟

二伯父家庭概况

二伯父：沈国涟，生于1920年，卒于1950年，享年31岁（虚岁），娶本乡朱庄杨存英为妻
二伯母：杨存英生于1924年，卒于2015年1月22日（阴历？？？-乙未羊年腊月初三），享年90岁。
二伯父和二伯母育有一子和二个女儿：
二伯父和二伯母曾经有过一个儿子，他比我大一岁。可惜在二、三岁时病了，由于家乡的医疗条件差，不幸夭折了。
大女儿：沈来粉嫁本地赵河乡赵洪奎，并育有赵兵和赵军二子
小女儿：沈来娣嫁本乡朱庄朱小虎，并育有朱学云和朱学芹二女
2.二伯父生平
二伯父命运多舛，人生比较坎坷。听父亲说，二伯父应该是和他一起离开老家外出打工的。他和父亲一起在外流浪，混迹于江湖靠卖苦力养活自己。到了上海他和爸爸以及老家一起来的老乡们在上海南市落脚。我记得很清楚，那时候，我们住的地方是南市沪闵南柘路一条弄堂里，很早以前那是一片蚊蝇孽生的荒草地，有坟山、土丘，还有大小不一的臭水沟。
爸爸和二伯刚到上海只做一些简单的小生意，养活自己也很困难，后来拉黄包车能挣比较多的钱，他们就去车行租车拉，人很吃力但收入比小生意多了，能养活自己了。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人，眼睛永远都是向上的。看的多了，想法也多，二伯和爸爸也是这样。他们看到踏三轮车不仅比拉黄包车轻松，还能赚更多的钱，能改进家庭生活，他们又不满足拉黄包车了，他们又跳槽去踏三轮车了。经过自己拼命的挥洒汗水和不懈努力，爸爸和我三舅二人白手起家，终于自力更生地在南市原蓬莱区沪闵南柘路332弄（现在上海黄浦区斜土东路）建造了二幢一上一下的木板楼房，每间占地二十多、三十平米左右。全家一直居住在此。二伯手中的钱也多了，腰包也慢慢鼓了。
为了生存，二伯父和爸爸终于从到处流浪状态，在上海艰苦的环境中找到了一席立足之地，开始了新的生活。他们早出晚归，只要能赚钱，能养活自己，养活家人，再苦再累他们都不在乎。二伯和父亲在上海滩不管是拉黄包车还是踏三轮车，走街串巷，刮风下雨，都是不遗余力出卖自己的体力，拼命工作，他们唯一的想法就是让自己生活过得好点，让自己的家人、亲人生活过得好一点。他们深深地感到，不闯一闯是不会改变人生的。经过几年的艰苦的努力，爸爸在上海有了住房，让婚后的妈妈来上海有了安身之所。大哥、二哥和乡里乡亲来到上海也有了落脚之地，解决了亲人南来北往的后顾之忧。
那时二伯就住在我们家的南楼，他没有参加爸爸和三舅的住宅的建设，是借住我们家的。但他在上海做帮佣的小姨居住在我们家的北楼。他们的关系很好，听大人们说，他小姨待工期间的吃用开销基本上都是二伯的。
二伯给我的印象不是很深，他的模样我现在一点都想不起来。但他离世的那一天我却终身难忘。
大概是1950年深秋的一天。在一个没有月亮的夜晚，半夜我被妈妈叫醒，她给我穿好衣服，就稀里糊涂被她领去二妈家，走在路上感到有点寒意。进了二妈的屋里，她家天井里已经来了好多好多人，大家都在交头接耳地不知在说什么。就在我感到有点莫名其妙的时候，我被妈妈拉到二伯父房子天井后堂屋的廊檐下，站在廊檐下搁着的一张床前。这床应是临时搭起来的，以前到她家来我没见过。
这时，我发现二伯就睡在廊檐下临时搭的床上，身上盖着一条被子，他的周边围着好多人。只听见他轻轻地呼唤我的小名：“扣子过来，扣子过来！”那是我的小名。我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有点怕，一直往后缩。妈妈使劲拉着我，往前推。“二爷会好吗？”原来是二伯在问我，“会好的，会好的”妈妈一边说一边催着教我赶紧说。“会好的，明天就会好”我按妈妈的话又重复着说了好几遍，又给躺在床上的二爷磕了头。做完这些后，妈妈把我拉到了天井的南沿，屋外黑黑的，我仰起头向天上看去，只有数不清的暗淡的星星在闪烁，我怕极了，赶紧又去找妈妈，想呆在她身边。但是妈妈和大人们全部在忙着。只见她又和大伯母、二伯母、还一些长辈们都在忙，一会进一会儿出，不知道他们在忙什么，把我一个人丢在二伯家的天井前的灶房里。我望着从我面前匆匆忙忙来去不停的人们，发现他们的脸上和眼睛里都含挂着泪珠和泪水，我依偎在前灶间的稻草上慢慢睡着了。后面发生了什么我一点也不记得了。
第二天就听说二伯死了，因为家中经济拮据，买不起棺材，就将老房的堂屋的后沿樑拆下来做成了口薄皮棺材，把二伯安葬在他家的田地里。这件事我问过来粉大姐，她说我记的一点都不差。
多少年后，我方明白那是二伯和我人生的诀别，那也是我和他的最后的见面。他和我爸一样患肺结核，经常吐血。爸爸的身体不好，但我妈千方百计给我爸治病，给爸食补。我经常看到妈妈买来猪肺，甚至花重金买来新鲜婴儿胎盘，不辞辛劳地洗涤干净，同小红枣一起烧成汤，让我爸爸喝。在妈妈的精心照顾下，爸的身体逐渐康复，休息了相当一段时间后又参加了养家糊口的拼博。
可是二伯父就没有这么幸运。一是他生病无人照顾，二伯母不在上海，他的小姨要帮佣干活，没法管他。二是二伯父不注意保养自己。据同乡说，他生活上不大检点。说他当时在上海身患肺结核，和他小姨住在我家的前后楼，他们二人关系暧昧。只要二人休息在家，就如胶似漆地緾在一起，也听不进爸爸和别人的劝告。自己吐血时还和自己的小姨子搞不清楚。二人緾緾绵绵，弄得满城风雨。爸爸赚到的钱都放在自己的口袋里，二伯赚来的钱大部分都用在小姨身上。不仅身体彻底搞垮，最后拖着生病的身躯回到了老家，口袋里早已囊中羞涩，病入膏肓，后悔晚矣。
直到那天命悬一线时，他有二个心结：一是他生前没有尽到做丈夫和父亲的责任。二是他的一个和我差不多大的儿子过早夭折了。他没有男孩。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他年龄不大，但封建思想还是蛮重的。他意识到自己的生命快到尽头了，他要把自己的心结委托一个他信得过的人帮他解开。临终前，他让二妈把我和大妈、妈妈，还有奶奶及其他亲戚叫到身边，当众说出了他心中的话，向大家托付他的后事。他说出了他最后的遗愿：希望大女儿长大后兑现嫁给圩田祖母娘家侄子的娃娃亲；同时又希望我能承嗣给他，做他的“继子”。
这二件事放在现在看来都是荒唐的，不可思议的。可是在那个封建落后的年代，尤其是农村，却是司空见惯的，见怪不怪。做“继子”也是要我在二伯死后，我给他披麻戴孝，“刹钉”（把我的头发剪下来钉在他的棺材上的钉孔里），要我们家一辈子负责二伯母和抚养她二个女儿到出嫁，并给二伯母养老送终。
我那时只是一个四、五岁的小孩，根本是不知怎么回事，只感到人多好玩，热闹。根本懂死人事大，对于沈家，尤其是对步入老年白发人送黑发人的奶奶和二伯母是多么大的打击。那时爸爸在上海，妈妈无法与爸爸商量，为了满足二伯的心愿，妈妈什么也没考虑，也许有点私心，当时就一口答应了二伯的请求。并按当时的农村风俗协助二伯母办完了二伯的丧事。在我做二伯的“继子”问题上适不适合，有没有问题，没有更多考虑。她认为死者为大，只要满足死者心愿，又都是兄弟和妯娌，自家人，什么事都可以商量。可惜，她把事情想得过于简单，后来由于各种说不清的原因，事与愿违。我并没有成为二伯父的继子。并由此三妯娌心生芥蒂。当然来粉姐的娃娃亲也随着社会的进步，婚姻的自主自由，被大姐理所当然的推翻了。大姐也找到了自己的真爱，组成了自己的美满的家庭。
我们回到上海后，半年未到，二伯母改变了二伯父的遗嘱，让大伯的儿子沈福兴过继为她的“继子”。妈妈听到这个消息很不高兴。她们妯娌三人的关系从此就变得非常紧张。据妈妈说，后来二伯母在没有告知我们的情况下，又为二伯举行了烧“牌位”的仪式。母亲听到这个消息更加生气，公开责怪二伯母做事草率，做人不厚道，用人朝前，不用朝后。还说，如我们家和我将来发生意外事件的话，她们必须承担一切后果。否则她不会放过她们。外人听了这些话，都感到妈妈有点蛮不讲理，态度有些过分。我当时也有点纳闷，不理解妈妈为什么会那么固执。稍大一点以后，我方才知道，妈妈不是对二伯母改变遗嘱生气。而是对她没有让我“脱孝”耿耿于怀。
她生活在那个年代，是从旧社会过来的人，封建意识强，又不识字，没有文化，相信封建社会的风俗，相信迷信。把“继子”披麻戴孝没“脱孝”的所谓的后遗症的迷信说法看得比什么都重。那时我老家有不成文的规矩：农村人死了，入土埋葬时家中的长子或男孩要为死人“刹钉”，披麻戴孝。几年后要举办仪式烧“牌子”，让家人里“刹钉”的子女和亲朋脱孝。传说，如若不“脱孝”，全家就会倒霉，就会大祸临头。几十年过去了，这个风俗并没有被破除迷信移风易俗掉，有的地方还蛮盛行的，有过之而不及，
我那时只有四、五岁，又是爸妈的第一个男孩。没有“脱孝”就意味我一生将永远处在灾难之中。他们怎会不担心她的孩子的安危和前景呢。没想到，二伯母给二伯烧了“牌位”，给老家福兴哥有关亲友都脱了孝。而我这个当时“刹钉”的“继子”主角不但没有通知到场，还被隐瞒，事后招呼也没打一个，更没让我“脱孝”，也没对遗嘱的改变，“继子”变更进行说明。加上爸妈后来生的二个女孩又都因病不幸夭折。所以妈妈对此事一直讳莫如深，一直耿耿于怀。她一直认为我家后来所遭遇的好多无妄之灾及事故都是“继子”没脱孝事件造成的。
我是个唯物主义者，不太相信迷信，不相信妈妈的说法，但我们家自这个事件后，一直生活不顺，总是磕磕拌拌，总是不大太平，思前想后，也难以解答。
我们抛开封建迷信和关于“继子”变更问题不说，在二伯父去世祭奠“烧牌位”这件事上二伯母确实做得有点欠缺。不管怎么说，二伯父是爸爸的二哥，也是我们的亲人。当他去世时，妈妈为了满足二伯心愿，让死者安心离去，答应二哥的要求，可能包含了些私心，可能没有充分征求大家的意见。但二伯母当时也无异义，更何况妈妈和我都参加了丧事的各种活动，该做的妈妈也做了，是出了力的。妈妈又是二伯父的弟媳，最后烧“牌位”仪式爸爸没空，不能参加，连弟媳和侄儿都不让参加，是说不过去的。
我那时人很小，根本不懂这件事背后的厉害关系。原来，二伯母为了自己和二个孩子的成长，想寻找一个没有了男人，能更改善今后自己生活依靠的生存之道。大伯母呢，则是为了祖屋能回归自己家庭，成为完整性的一体，所以怂恿二伯母变更“继子”。各人都有自己的小“九九”。长大后我方才知道，她们三妯娌之间的矛盾无非就是为二伯父的房产归属明争暗斗。其实，她们根本没有预料到社会的发展，形势的变化，家庭人口的增加，会对每一个家庭生活带来的很大压力，谁也无法预料自己家庭将来会发生什么意想不到的事情。
人生之路是不可预测的，也可以说每个人的后一秒钟会发生什么，谁也不知道。人的谋划没有变化快，后来事情并没有朝二位伯母设想的方向发展。这是后话。
她们三妯娌由于这件事虽然产生了不和，没有发生大的争吵，但感情日益逐渐疏远。尤其妈妈和二位伯母长期面和心不和，时有龃龉，互不买账。
在大伯母策划下，福兴哥成了二伯母的“继子”，他也可以明正言顺地继承二伯父生前的房屋和遗产了。我们因与她们分居二地，妈妈尽管也有私心，有想法，但鞭长莫及。迫于无奈，也只好接受既成的事实。这样就成全了大伯母的如意算盘，也满足了她长久的心愿，达到了通过变更“继子”完成祖屋归一的最后的目的了。
当然，大伯母一家也要承担二伯母一家的生活责任。冲着这些，二伯去世的那些年，大伯母尽管平时看不起二伯母，但她们原来也是娘家亲戚，所以她和二伯母关系还混得过去的，她对二伯母还是比较照顾的。二妈一个人带着二个女孩（来粉和来娣），在农村没有男人，田要自己种，庄稼要自己收割，没有男劳力承担农活中的繁重体力劳动，日子过的是很艰苦的。有了大伯母的一些支持，二伯母家庭生活虽然清苦，但还是平稳的。但事情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后来，二伯母改嫁了，和一个丧妻的退伍军人刘福来重组了家庭，祖屋的归属又增加了新的变更因素。二伯母再婚后又生养了二个女孩。这样一来，一个新的家庭又有了新的生机。但一家六口人的生活重担全落在了后夫刘福来一个人的身上了，他和前妻还有孩子，刘福来感到了生活压力越来越重，常有力不从心的感觉。
当然，其中的因由我还是知道一点，我虽年龄小，是一个晚辈，但我知道二伯母是一个不善农活、不大会安排生活的女人。随着孩子们的年龄增长，又加上国家遭遇的自然灾害、田地收归人民公社集体所有的，家无隔夜粮的日子越来越多，夫妻之间的矛盾也日益加深，争吵也越来越多。后来二伯母还是和后夫刘福来分手了。没有了男人顶樑柱，二伯母的日子也更艰难了，生活也更难过了。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二伯母开始变卖家中比较值钱东西了。这时候，大伯母和继子福兴哥伸出了援助之手，从二伯母那里收购了一些实用的家具和房屋。给二伯母另外砌二间小屋。
那时大伯母家境不错，大伯在上海饭店工作，住在饭店，吃在饭店，日常生活十分节俭，月生活成本很低，按时定期将工资寄回。当时大伯母在老家儿女都长大成人，有了一定的劳动力，且有的女儿已出嫁。家里劳动力不成问题。还有更重要的一条是大伯母人很精明，很能干，社会交际很广泛。这方面的能力，妈妈和二伯母是望尘莫及的，就是在我们当地可以说也是少有的。因为经济上有一定实力，大伯母就能干别人想做而不能做的事。
在三年困难时期，她经常帮助一些外出办事不能及时回家，路过的饥饿难耐的村民解决吃饭问题。这方面大伯母很会做人。大伯母对我也很好，我每次回老家都住在她家，她管吃管住，每次都热情相待。我至今难以忘怀。她得到当地村民和干部的好评也是实至名归。所以她和农村的基层干部关系很好。小时候就经常看见我们乡的三任乡长刘金堂、杜威林、郭顺华是大伯母家的长客，所以大伯母碰到一些疑难杂事都能及时解决。大伯母有大伯这样经济上的坚强后盾，家庭生活成本也低，可以说在当地可以称得上是富豪了。她给二妈经济上一点的接济也是不成问题的。她们既是妯娌，又是娘家亲戚。二妈当然也会感激不尽，不会忘恩的。更何况二伯父分家得到的祖屋的堂屋和天井等房产将来都是他们的。
事实上，若干年后，他们将已经拆分的祖屋收归己有，恢复了祖屋的原来格局。祖产没有外流，说明了花点小钱占了些小便宜，也是可以理解的。但对二妈来说，那可是救命钱。尤其堂哥在二伯母困难时帮助了她们，帮她们一起渡过了最艰苦的年代，是件了不起的事情。
现在想想，那时我们家自身难保，如果我爸让我做二伯“继子”，接手这件事，养活二伯母一家，简直是一件比登天还要难的事。如果做不到当初对她们家的承诺的话，那就更对不起英年早逝的二伯了。所以“继子”变更的事这件事反而帮助了我们家。房屋是二伯的，我们不应该有非份之想。妈妈在这件事上不再纠结，不再难受和后悔，这是对的。我更应该好好谢谢二位伯母。
对二伯的记忆仅此而已，时间可能有错，情节应该不差。
二伯父和二伯母育有一子和二个女儿：
二伯父和二伯母曾经有过一个儿子，他比我大一岁。可惜在二、三岁时病了，由于家乡的医疗条件差，不幸夭折了。
大女沈来粉嫁本地赵河赵洪奎，并育有赵兵和赵军二子
小女沈来娣嫁本乡朱庄朱小虎，并育朱学云和朱学芹二女

我的大伯 3

Fri, 07 Oct 2022 16:59:33 +0800

解放前后大伯在上海工作生活基本上一帆风顺，收入基本固定的，经济上他没有后顾之忧。解放前后大伯在上海工作生活基本上一帆风顺，收入基本固定的，经济上他没有后顾之忧。农村合作化前，老家在大妈的操持下，家境不错。他有田有房。大妈妈也特别能干，大伯上海挣来的钱基本都由大妈妈掌管。那时农村里有钱的人家不多，像大妈每月手里都能收到伯父寄来的几十元钱的人家不多，那可是当时的小康之家。七里八乡的人只要一提起沈国湖家，大家都高眼相待。大妈妈是个精明的人，她也会把钱用在刀刃上，请客送礼方方面面都安排得妥妥当当，妯娌三人确实数她最强，所以人际关系也特别好，乡里干部亲朋，近邻远亲她都能摆得平，遇事都愿意来帮忙。老家的事大伯根本不用操心。
解放前后他的小孩都也大了，除堂哥福兴读书用点钱，大女儿和二女儿没怎么读过书，很早就下田干活了。家庭负担不重了，只有小女“㚾”上学用些钱。大哥1956年底去参军，在舟山海军部队服役，每月有8元零用钱，如需要购买什么，也是半年六个月才会向大伯伸手要钱；二个女儿成家的成家，出嫁的出嫁，三女儿上学也是边劳动边学习。那些年，每年光自家田地的收的稻和麦子交了公粮以后养活一家人也绰绰有余了。
即使这样，大伯独自一人在上海，生活上他不仅很节约，从不铺张，而且很自律。他远离儿女，远离爱人，每年除了15天探亲假回家乡和家人团聚，在上海那儿也不去，不看电影，不逛公园，不下馆子，不喝酒，不抽烟，独守空房几十年来从来没有非分之事，我从来
没有听到有关他的任何的生活上的绯闻。
伯父每年都会在国庆节和春节期间回家探亲，因为这二个节日的假期比较长，加上探亲假，他可能在家和伯母、孩子们团聚20天以上，而且国庆节的气候宜人，家乡也到了收割的季节，可以尝遍故乡的特产。有时大伯也会选择春节回家探亲，享受与儿孙团聚的天伦之乐。伯母也会在她认为适合的时机来上海与伯父团聚，我记得她一般都是每隔一二年就会来上海探望伯父，得到信息后我们弟妹就要着手整顿，腾地挪窝，把楼上的地方让出来，接待来自老家的长辈。伯母来上海基本上都住在我家楼上，做好晚饭在我们这里等伯父下班归来。
当然，有时伯母有时也会不约而至，有时也弄得我们措手不及。大约是1957年冬天，伯母突然来到上海，住了没多久，又突然要去宁波舟山。这时我才明白，伯母不是来上海看伯父的，她是想去舟山看当兵的福兴堂哥的。
我在老家借读时，与福兴大哥是校友，他比我高三届。1956年大哥应该读初二了，他是在县里读还是在夏集、蒋庄严，到底在哪个学校中学我不太清楚。大概是那年底我们家乡征兵，大哥没有征求家长意见就自己在学校报名了。伯母开始听到这个消息后并没有在意，因为她认为大哥经超䶖了。但当体检合格录取机会很大后，伯母紧张了，她赶紧让人找到征兵的有关部门打招呼说大哥已超䶖，虚报了年龄，但为时已晚。武装部已收到了中国人民海军舟山基地录用通知，大哥没有回家，直接从县城直接去了奔赴保卫祖国海疆的新的岗位。
光荣参军是福兴哥哥新的人生的开始，是一件值得可贺的喜事，但对一个目不识丁伯母来说可是一个晴天霹雳。她是从旧社会过来的人，对中国人民解放军部队了解不多，对征兵的认识基本为零。相反，他们看到的是旧社会的动乱、战争、逃难、死亡，经历了无数次混战和硝烟，她们看到的是当兵的没几个能活下来的。“好汉不当兵”已成了她们这些农村妇女，这些做母亲的心中的信条。再苦再累，再贫再穷也不会让自己的孩子去当兵。
大哥是沈家的长孙，家里最大的唯一的男孩，本来就是伯母的心头肉，宠爱有加，伯父、母正在尽家中最大的努力来培养他，供他读书，希望他学业有成光宗耀祖。现在大哥突然中断学业，投笔从戎，离家而去，打破了伯母的梦想，她怎能不伤心，不焦急呢。面对现实，伯母徒手无力，只好望天长叹，整天在家以泪洗面。为了排泄心中忧郁，解除离别思子之苦，伯母毅然在那年冬季取道上海，稍作休停后便又由大伯请假陪她去了宁波舟山海军基地去看望自己的儿子。圆了自己和久别的参军儿子见面的心愿，了却了别子之苦。
还有一次好像是1959年的冬天，她带着自己的二儿子来了上海，来了上海不久，他的二儿子（好像叫小马）突然生病了。那时伯父由于工作忙没住在我们这里，爸爸在公交公司上的二头班，只能由我陪伯母去上海市第九人民医院挂急诊，经过检查，医生发现小家伙腹部鼓胀，有压痛，怀疑肝脏和胆囊有问题，经过会诊，医生要求小家伙住院观察治疗，且必须有家长陪同。我帮伯母办好入院手续，交好住院押金已经半夜时分，安顿好她们住好院，我赶回家抓紧睡了几个小时，烧好早饭送去了医院给伯母吃，又连奔带跑的去了大伯的单位，告之小弟住院的情况，然后我又马不停蹄地拿着书包赶去上学。
小儿子病了，做父亲的也只好向单位请了假，陪着伯母一起看护小家伙。但是当时是三年自然灾害，经济不景气，医疗事业也不发达，即使在全国技术先进的上海，小弟的毛病也未能医好。因为小家伙生长在农村，没有养成卫生习惯，饮了不干净的河水，吃了带有虫卵的食物，久而久之，蛔虫等有害卵虫在腹腔繁殖生长，最后虫卵钻进胆囊和肝脏，穿破肝胆。由于当时的外科技术还做不了这样的手术，无法将穿入肝胆的虫卵取出，最后造成大出血死亡。尽管住院治疗了一周，化了钱还是没能挽救伯母的心爱的二儿子的性命。
中年丧子对伯父母是个沉重的打击，对我们对来说也相当震撼。原指望伯母来上海享受天伦之乐，不想却变成了伤心之事。我们看着垂头丧气的伯父搀着满脸泪水的伯母突然空手回来的一瞬间，爸妈就知道出大事了。妈妈赶紧迎上去一把扶着抽泣不止的大嫂。伯母一只脚还未跨进屋里，脚未落地，就再也掩不住悲痛，放声嚎啕大哭了，妈妈也掩面而泣，爸爸不知所措，不停地搓着双手，一声不响地陪着大伯流了不少的伤心涙水。
我们全家都被这突发事情惊呆了。
一个活蹦乱跳的小生命就在那个晚上永远地离开了我们。如果不是虫卵作的孽，他今年也应该儿孙绕膝，欢度晚年了。
人生就是这么不可思议，谁也不知道下一秒会发生什么！

我的大伯 1、2

Fri, 07 Oct 2022 16:59:02 +0800

大伯沈国湖

伯父：沈国湖出生于1916年 -卒于1993年，迎娶本乡朱庄人士朱守云为妻，享年77岁。伯母：朱守云生于1921年-卒于1992年。享年72岁
我们和大伯虽然同处上海城，他和爸爸还是亲兄弟，但大伯一直居住在工作单位，他不善走动。只有家中发生重大事情，他才会来找爸妈商量沟通；或我们有事请他来，他方能光临，但吃好饭，他就会马上离去。要末他长久不来，爸妈放心不下，逢年过节，爸妈会派我去给他送些烧好的小菜，如肉圆、红烧鱼，豆腐羹等老家的小菜。所以我们平时见面不多，来往更少。
所以，我对他的日常生活了解不多。
1.大伯的家庭概况
大伯育有三子三女二孙二重孙女。
大伯父家庭成员的基本情况如下：
长子：沈福兴生于1939. . .-卒于2001.9.10，享年63岁
次子和三子分别已于1957年和1960先后病故。（粗估）
沈福兴他迎娶本乡女士刘玉英为妻，他们育有二子：沈洪民、沈树民
长孙：沈洪民迎娶本地缪桂梅为妻，现在江苏扬州工作，育有一女；
重孙女：沈冰洁，于2016年春节结婚,在江苏常州市工作，2018年2月3日已生下一女，取乳名叫小团子。
沈冰洁夫家是宝应汜水镇人。，
次孙：沈树民迎娶本藉徐万英为妻，居江苏常州，育有一女
重孙女：沈冰倩，现在江苏南京市担任财务工作，学历：大学本科、研究生
三个女儿：
长女沈粉兴嫁本乡男士谢柏净，
育有二子一女：谢，谢和谢万梅
二女儿：沈琴兴嫁本乡陆万和，并育有
三女儿：嫁夏永丹，夫妻俩现居江苏海门，育有二女：夏菊和夏华，
大外孙女：夏菊，现居江苏海门市
小外孙女：夏华，现居江苏海门市，
夏菊和夏华都已先后结婚生子，小孩已长大成人，目前正在读书求学

            我的大伯    2

二.我了解的大伯
大伯是沈家的长子，幼年，少年时期的生活应该是幸福的。没有吃过什么苦。因为当年据说祖父是会医术的（未考证），会看些小毛病，在那个缺医少药的年代，祖父家境还是不错的。大伯从小就读私塾多年，估计是现在的小学文化水平。但天有不测风云，祖父不幸染上顽疾，三十多岁就离开了人世。祖父去世后，家庭重担落在祖母身上，再加上世道很乱，家道开始衰弱，经济也没有以前那么宽余了，二伯父和我父亲只读了一、二年私塾就辍学，下地干活。祖母随着社会形势日益恶化和家庭经济贫困，只得让自己心爱的孩子离开故乡，外出自谋生路。
父亲和他的二个兄长一直飘流在常州、无锡、苏州和这些城市周围的县城，他们从事过泥水匠小工，到宜兴、张渚一带山区扛过山上砍伐下来的木材、毛竹等苦活，也做过小贩。1942年父亲和二伯父在刘老同乡们的怂恿下来到了上海。
大伯父比父亲稍晚些时间来到上海。父亲到上海后在同乡们的指导下，从事过肩背、肩扛街头售卖，用净糖熔化做成的各种甜品的小生意。生意不是很好，养活自己都成问题。后来由于刘老（后来成了我的外公）离开了上海，带着他大儿子去南方发展了。父亲的生活更加艰苦了。父亲年轻，没经历过社会锤炼，身边走了个主心骨，对今后的路，一时没了主意。无奈之下，父亲只得另寻出路，好不容易他又找了份在上海鸿运大酒楼（公私合营后改为顺兴面馆）干杂活的工作。由于鸿运酒楼在当年是一个规模较大的饭店，工资是按员工等级、收入按比例折账进行分配的。父亲的收入较以前稳定了，经济比过去好了些。但没多久，大伯父在乡下经常遭受日伪军、还乡团骚扰、偷袭，大伯处境危险，在大妈妈和祖母的一再催促下为保平安，来到了上海投奔二位兄弟处避难。
当时的上海是日本人统治的上海，社会混乱，百业凋零，找工作很难。老大来上海后一时找不到适合工作，没办法，父亲只得请人介绍他到车行和老二一起也拉黄包车。
拉黄包车是繁重的体力工作，日晒雨淋；大伯对上海道路又不很熟悉，再加之当年上海有很多外国租界及日本的统治，各种清规戒律限制了拉人力车的生意。每天的收入只能维持租金和基本的生活。上海那时是外国人的天下，兵痞、流氓黑帮势力猖獗，经常被红头阿三和日本兵，日本浪人、旧社会流氓、警察殴打和敲竹杠。由于大伯父经常走错路，拉错地，他对路况不熟悉，性格又不善言词，吃力不讨好，每天的收入入不敷出。久而久之，车行与伯父产生矛盾。为了帮助哥哥，爸爸毅然决然和大伯交换了工作。让大伯父去酒店打工，让大哥有了稳定收入和良好的工作环境，自己却和二哥去车行拉黄包车，每天奔波在上海各条大马路上。
也许这就是命吧，父亲的一念之善把自己和家庭的命运改变了方向，迈上自己无法想象的坎途。
鸿运酒楼的“运”从此离他远去了。
鸿运酒楼，位于上海顺昌路太平桥繁华地段，解放前规模较大，基本上占据了复兴路到自忠路的顺昌路东街沿的半条马路。解放初的生意还是比较兴旺的。大伯虽然不善言辞，在上海人在眼中有点木纳，但他年轻力壮，身体比父亲壮实，他上过私塾，文化水平应在父亲之上。虽然我从未看到过大伯写过信件和文字类东西，因为他寄往老家的信件都是由我代笔的。但他让我给老家人和福兴哥回信时，时常拿着福兴哥寄来的信，看着信上的字和我写的回信字会经常流露出不满的神情，我对他的评头论足不屑一顾。这时爸爸就会教训我，你大伯是读过私垫的，别小看你大伯，他的字写得比我好多了。唉,我真的不明白，他有这么好的底子为什么不教教我们这些小辈呢？
他那个时代，文盲很多，尤其是一般小工有文化的人不多，找工作比其他人容易，且大伯又会干木工、泥瓦工等杂活，老板听了父亲的介绍和想法之后，老板很满意，很快就同意他们兄弟二人互换工作。
当时饭店经营都采用一种折账结算的办法--不是现在每月领取工资的办法，而是按每周饭店经营收入开支情况按预先制定的协议比例进行分配，兑现每个人的薪资。由于有淡旺季，所以每次收入都不一样。这种分配方法首先是保证了资方的利润，同时一定程度上也保证和方便雇员收入，便于雇员的进出。由于鸿运大酒楼地处闹市边缘，规模不小，解放前后，生意也不错，大伯在那里的收入还是不错的。
解放后，53年公私合营后国家取消了这种分配制度，鸿运酒楼随着形势的变化饮食行业也进行了调整，它的规模缩小了，好多铺面都转让给其他商业经营项目：增开了服装厂、百货商店、中药铺和馄饨小吃等店铺，二楼堂食、宴请大厅都改成民居住，由房管部门分配给居住需要的市民，大伯所在的单位改成了“顺兴面馆，只占据了顺昌路上的一间门面，大约是原来酒楼的十分之一左右。面向为上层人士高档服务的酒楼转变成面对大众为百姓服务的以点心为主的中小型饭店，人员由过去上百人减少到二三十人。产权由老板个人所有转变为公方和私方联合经营，管理由资本家全权负责改变为由公、私双方共同参与，负责经理由行业党组织指派选定的人管理为主，私方配合，工资也改为八级工资制度，按月领工资。尽管经过一次大整顿，大伯的经济收入也可能比过去有所降低，但他比二个风里来雨里去拉黄包车的弟弟要好多了。
解放后人民的地位提高了，他的地位当然也提高了。由过去为老板干活卖命的下人变成了当家作主的主人，既是为是为国家，为大家，为集体干活，也是为自己干活，身份变了，腰板硬了，待遇也随着国家经济形势的好转逐步得到提高，干活的劲头更有劲了。
大伯在单位里一直埋头苦干，几十年如一日，他运用自己曾经学过的木工和泥水匠的技术，帮助饭店修理各种损坏灶头以及橱、炊具灶头等器具，土法上马制作了冰箱，使食品的保温达到了当时一流大饭店的水平，同时又用简易的手段，很少的费用，解决了饭店内部楼梯搬迁和饭店装修问题，反正面馆里的桌子、椅子、门窗，橱柜和各种用具坏了，他能修则修，不能修的动手改造，变废为宝，为单位节约了不少资金。他充分发挥了自己的聪明才智，为面馆降低了成本，提高了效益，得到了领导认可和大家尝识。
大伯多年一直以单位为家，除了享受国探亲假外，其他国定节假日他哪儿也不去，自愿加班，不计报酬，不请假，坚守岗位。不管刮风下雨，只要领导一个电话，他就毫不犹豫的冲锋向前。他忠厚老实，不吹不捧，与人为善，把单位看成家，为组织看家护店，领导把护店任务交给他一百个放心。所以他多年被评为先进工作者，多次赴杭州和黄山疗养。
大伯父另一个特点就是生活俭朴，衣着简单。平时他穿的基本上都是单位下发的工作服，除非出席重要的活动和会议，要末回乡探亲，他穿得好一点，一般情况他难得舍得给自己添置衣物，三百六十五天基本上一套行头。

我的祖父母 2

Fri, 07 Oct 2022 16:58:41 +0800

祖业遗有北迮河边家乡称为四磕头的三间正房屋（前三后三、东西二厢房中间有一天井）。到了我父母谈婚论嫁时，祖母已改嫁单身沈家兄弟-沈士华多年，他就是我们的二爹爹。此时大伯、二伯早已成人，都相继成家立业。家中祖屋按西厢房与后东房卧室，按房的对角线一分为二：大伯按斜线东居住，后东房（主卧）、前客厅和东厢灶间和前东厢房；二伯分居斜线后西房卧室、后堂屋（主厅）、天井和前西灶间房。
我父亲那时岁数小，祖父去世后家里没有了男劳力，祖母只能靠祖上留下的几亩薄田收获的粮食养家糊口，没有其他的经济来源。祖母真的不容易，她有三个孩子，还有二位老人，她要扶持这个家，养活家里的，确实难为她老人家了，我不知她是怎么闯过来的。
祖母三个儿子，除了大伯二伯在祖父在世时读了几年私塾，父亲到了读书年纪，家道中落，没有钱供他读书了，也就是小时爸爸跟在二位读书的哥哥的后面识了点字，否则就是一个地道的文盲。后来大伯二伯也辍学了，家里没有男劳力，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们也随祖母下地劳动了，出卖自己的体力、汗水在田间摸爬滚打，为家庭生活的不受饥饿和安定奉献自己的青春。爸爸年纪小，加上祖父去世那几年他出麻疹发高烧不退，家中无钱医治，久拖不治，成了哮喘，尤其是到了秋冬，气候变化稍受风寒就会发作，气急难耐。干农活上不能出大力，但他不想做无用之人，想方设法也要做些自己力所能及的活，如踩水车车水、秧田薅草，打零桔、麦田稻田捆扎等，他总是抢着去干。随着时间的推移，大伯二伯年龄大了，到了成家的年纪了，祖母就把祖上传留下来的田地按祖传的规据进行了分家，根据推算那应该时候1938-1940年左右，那时爸爸只有14-15岁，还是个不谙世事跟在祖母身后转悠的毛头小子，更谈不上要为自己的前途争房夺产。那时的爸爸肯定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自己长大以后会离开一直相依为命、长厢厮守的妈妈，妈妈是他的依靠，妈妈是他的精神支柱。他想要留在奶奶身边，一辈子陪伴奶奶。这大概就是父亲不惦记祖屋，不计较分家多少的重要原因。
祖母和沈士华结婚后又生了我小叔沈国清，他大约比我堂兄福兴哥大不了几岁，叔侄二人年纪差不了几岁。我们都叫他小狗爷子。我猜，他大概属狗吧，是不是我不知道。如果是，他应的是34年生人，比我大十二岁，比福兴哥大五岁。
我记事时知道，我们和奶奶是住在祖屋南约20米左右一幢呈L型的土屋里。不怕大家笑话，那时候我一直认为，住在祖屋里的大伯二伯应该是一家人，他们有一个爹爹。（北方人叫祖父为爷爷，叫自己的父亲为爹，我们老家正好相反，叫祖父为爹爹，叫自己的父亲为有一个接近吴音的越语叫嗲嗲，叫伯叔为爷子）士华爹爹、奶奶、小狗爷子、妈妈和我都住在一起，我们应该是一家人，我们不叫他爹爹，却要叫他二爹爹，我不明白。后来妈妈告诉我，。爸爸是沈士富爹爹和奶奶生的小儿子。士富爹爹去世后，二爹爹老婆也去世了，奶奶改嫁了二爹爹，小狗爷子是二爹爹和奶奶的亲儿子，爸爸不是。爸爸是随奶奶改嫁和二爹爹住在一起的，现住的土屋是奶奶和二爹爹一起修建的。爸爸为什么没分到祖屋的房产，可能是年纪小，没成年，可能是其他什么原因，她也不清楚。爸妈结婚时就住在这么差的土屋里，低矮且阴暗，没有一点像的家具，我总感觉奶奶在这方面是不是有点偏心，时不时我会瞎想，如果房子稍微好一点也不至于若干年后我们家发生撬窗粮食被盗光的事件。面对我的疑问，妈妈总笑着对我说：你还是小孩子，不懂。是啊，我那时只是个四、五的小孩子，哪会懂这么多东西。
我们小时候住的房子原来是门朝东，南北呈一字形的三间土房，后来大概是为解决我爸妈的婚房，二爹爹他们在北厢房东面又搭建了一间门朝南的厢房，和原来的北厢房连接。这样原来三间连接成四间，成L字房。祖母和二爹爹住在直角呈L型的二间，门朝南开的草房。我和妈妈住在呈一字型的门朝东的另外二间里。房屋四周的围墙都是泥土夯实垒砌起的，屋的木梁都是用的老枯树搭起来的，屋横樑和椽子，檩子都是用枯树干和枯树枝、芦蓆铺设成的，屋顶是用桔杆、稻草和泥盖成的。
我家的南房是灶间和卧房，北房作堂屋，有开着关好后能从门缝看到外面的一扇破门，与奶奶的北厢房仅一墙之隔，是供我们吃饭休息的地方。堂屋紧挨北墙处放着一张手一推能晃动的八仙桌和二只长櫈子。西墙上挂着一张用白纸拼接而成写着的“天地君亲师”当菩萨供奉的很大的条幅。
南房里灶间是农家的二锅灶，三间房的普通人家都是三锅灶，我们家是二间房，灶头上有一只中锅和一只小锅，锅台沿上搁着一把锅铲和生锈的带缺口的切菜刀和二、三只瓷。
灶间西侧面大约二米处就是床铺。当时家里有张古式的农村的杂木大床，头北脚南，床板上铺的是收割下来晒干的稻草作为垫被，稻草上铺的是芦蓆，芦蓆上放一条细蓆和一条棉被。这就是当年爸妈的分家结婚后的全部财产。
灶间锅门口的东墙上有一只用手能拉下的六七十公分见方有十几只小框的用白纸糊的木框窗。木框窗的下面放着一只直径约一米的大水缸，这是我家储存粮食的唯一的值钱的器皿。妈妈原想让它放在窗边能为稻谷通风化霉容易保存。然而想不到的是这扇毫无防范意义的大木窗非但没有通风化霉，却给我家带来了一场无法估量的大灾难。

             祖父母的后代排行

祖母的儿辈排行是“国”字辈 —湖、涟、珠、清四男；
祖母的孙辈排行是“兴”字辈--分别是：福、魁、玉、松四孙男，
还有7女；
祖母的重孙辈是“民”字辈：是洪、树、晓、荣四男；
祖母的直系曾孙辈排行目前无统一的字，有二男二女；
分别是：冰洁、冰倩、嘉一、岳鼎
由于家谱在文革期间被老祖母烧掉，用何字已无从查考，故只能由各家自行选取决定。当然，从历史发展的趋势来看，后辈的排行字最好还是在我们这辈选定。如有适当机会碰头的话，我们准备在适当时机邀请沈氏家人进行商定，以确定我们后人排行的用字。

我的祖父母 1

Fri, 07 Oct 2022 16:58:17 +0800

我有一个祖父和一个继祖父。

祖父沈士富生卒年份不详（？-1927）。我没见过他，对他及他上辈人的情况知之甚微。大部分都是听老人和母亲说的。
继祖父叫沈士华，我见过，但印象不深。在我很小的时候，估计也就是四五岁的时他就去世了。印象最深的是他当时大腿根部（股沟）生疮溃烂，睡在床上，祖母每天给他用水擦洗，一直到离开人世。

爸爸是个苦命的人，三岁丧父。从小是祖母一手拉扯大的。
我父亲生于1924年11月19日，属鼠。由此推算，祖父应是1927底-1928年初离世的；当年大伯11-12岁，二伯父应是8-9岁。祖父英年早逝，三十多岁撒手人环，留下三个儿子和老人一大家子给奶奶——一个一辈子与泥土打交道的农村妇女。
我在老家前后从时间上计算只生活了几年，如果按实际居住的时间计算，我大部分时间随父母居住上海，因农村有地，我必须随母亲像候鸟一样春返冬归，实际居住了三、四年不到，对祖母音容笑貌有一些印象，但对老人家的生活习性了解不深，更不深刻。
祖父——沈士富生死日期不祥，吾辈了解甚少，难以撰写。
祖母-沈谈氏。生于1895年，卒于1982年6月，享年87岁。
她一生养育了四个儿子。老大沈国湖，老二沈国涟，老三沈国珠，老四沈国清。
祖母生了四个儿子，三个大的是沈士富所生，老四是沈士华所生。四个儿子的身材有个奇怪现象：三矮一高，老大、老二和老四的身材都不高，大约在1.67-1.68左右，他们的后辈也在1.70-1.72左右。只有老三身高1.80米，他就是我的爸爸，他的四个孩子身高也在1.78-1.80米，爸爸的第三代的三个孙辈女孩高达1.73-1.75米，孙子高1.84米
当年祖母含辛茹苦将三个儿子拉扯成人真的不容易。那个时代是中国封建社会没落，民国初起天下大乱、最黑暗的时期，是军阀混战，群雄割剧、社会动荡的年代，加之各国列强入侵以及后来的抗日战争、国共内战、解放战争，祖母全都经历过。为了生活下去，将孩子们培养成人，祖母在那个年代吃尽了人间的苦头。
反动政府为了巩固、扩大自己的势力和地盘，不断抽抓壮丁。老百姓为了不让自己的儿子落入魔掌，千方百计躲避当年日本、国民党军队和还乡团抽抓壮丁。
好铁不打钉，好汉不当兵是当时老百姓教育子女的信条。每当反动政府派人来抽拉壮丁，老百姓都将自己的子女东躲西藏。祖母也一样。为了三个儿子不被抽壮丁，祖母经常将大伯二伯和我父亲送到很远的亲戚家去避避风头，有时被突然袭击时，就让她的儿子们躲在长满水稻的田里、或者长着能遮挡身影的庄稼地里，甚至送到离家较远她娘家附近的河道旁的芦苇荡草丛里或停在河船舱里躲藏。
记得奶奶说过，我们沈家有个本家叫沈国柱，是个拥有几十亩地和很多房屋的大地主，日子过得不错。他本人还比较老实勤劳的，但有个不争气的儿子沈元兴，在国民党统治时期，是我们乡的还乡团头目，平时好吃懒做，作威作福，在农村帮反动政府到处抓壮丁。村民看见他都躲着走，他抓不到人，凑不足数，恼羞成怒，竟将我的祖母，他的长辈-远房祖母捆绑在祖屋东边的“沟头”旁的大柳树上，抽打折磨她，不给吃喝，逼她说出三个儿子（沈元兴远房叔伯）的下落，交出自己的儿子。祖母被捆打一天一夜，折磨得筋疲力尽，死去活来，但她老人家就是缄默不说。这些坏蛋见实在问不出什么，奶奶又是他们的长辈，最后只好放了她，悻悻离去。
沈元兴恶行乡里，鱼肉百姓，对自己的长辈都如此歹毒，为沈姓家族人员和广大群众所不齿。他的恶行不仅害了他自己，也害了他的家人，他的老婆，我们都叫他元兴二姐，不敢在老家过安逸的平民生活，流落上海几十年，靠做帮佣养活自己一辈子；他的父母在村民中一直抬不起头来，年老无亲人陪伴，孤独死去。
当然，除了他迫害祖母外，他到底干了多少坏事，害了多少人，我也不清楚。但有一点能说明，新中国成立后，他被政府逮捕判刑，送去青海劳动改造达20年之久，刑满释放不敢回乡定居，留在青海农场。文革结束后他退休回乡探亲，被当年受害人们的后代认出惨遭毒打，就可见一斑。由此可见，他当年肯定是个狠角色。
我们老家当年是地处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国民党和日寇伪军三方势力争夺的地区，由于村庄靠近邻县高邮临泽镇，那是日伪统治的据点，常受日寇和伪军的袭击和骚扰。为了三个儿子的安全，摆脱抽壮丁的魔掌，不再为此东躲西藏。1941年祖母强忍心中的不舍，悄悄地将三个儿子分别送往了苏南。从此，父亲、大伯、二伯和祖母天各一方，他们远离家乡，在苏州、常州和无锡苏南城市、农村和山区一带流浪，做小生意，打零工，艰苦度日，过着有家不能回，有家不敢回的流浪生活。1942年-1943年左右流浪来到了上海，便在上海扎根，从此父亲和他二位哥哥就在上海落脚谋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