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  1

    父亲 沈国珠，

1924年11月10日-1984年10月31日（阴历冬月）享年60岁，生于江苏宝应。

爸爸三岁丧父，在家排行老三。

他有二位哥哥和一位同母异父的弟弟。从小体弱多病。由于祖父过早去世,家境困难,父亲只上了1-2的私塾,解放后在居委里担任一些社会工作，政府为了培养他，送他去上夜校。通过夜校学习和自学,完成了小学学业。由于他的刻苦努力,父亲文化水准有了很大提高，经常帮助居委出黑板报，抄写各种文件，练得一手好的钢笔字和毛笔字。

父亲的一生是辛苦劳累的一生，他尝尽了人世间的酸甜苦辣。父亲的祖辈自明初迁徙来里下河平原，佃田租户，买田置地。在这鱼米之乡，除了遭遇少数的水灾之年外，只要勤劳肯干，能吃苦，生活、生存基本上不成问题。他们都是地道的农村人，别无他求，就想在这里平平安安成家繁衍，爸爸在上海也没有亲戚朋友，他怎么会想到上海来呢？

我开始有点弄不明白，后来随着年龄的增长，随着对家庭生活的深入了解，我方才知道爸爸来上海既是为生活逼迫，也是为了躲避战祸，逃避日本人和国民党的拉壮丁，他和他的二个哥哥以及同乡的一些年轻后生一起亡命天涯的。

1941年我们老家是国民党、新四军和日本人三方势力的共同争夺的地区。谁也料不到哪天会被哪一边的人抓走。如被日本人和国民党政府抓了就可能会当兵，成为炮灰；或被拉去做苦力，还会被新四军和游击队当汉奸除掉。如参加了新四军，国民党和日本人也会对家属进行打击报复。当地百姓面对当时的环境，无所适从。三十六计，走为上策。祖母为了掩护三个儿子不被抓做壮丁，逃离困境，保全小命，曾被当地恶人捆绑在我们老屋旁踩水车的“沟头”的树上吊打过。

当时父亲16岁，背井离乡外出，人生地不熟，到处流浪。为了活命，在苏州、无锡沪宁线一带流浪，靠做苦工、做小生意养活自己。他和外公、大舅、二舅在宜兴、张渚的山区里伐过木，扛过茅竹，顺流放过竹排；在镇江、丹阳等地当过小工，做过泥水匠，学过木匠。那时爸爸文化程度不高，只读过一、二年私塾。但他悟性好，手巧，据他说他最得意的拿手的就是做剪花糖。剪花糖，就是将精糖和麦牙糖加热成液体，放进红黄绿各色食用颜料，然后倒进已放好一只只木片雕成各种动物的模型里，让它冷却以后取出形状各异，栩栩如生的各种动物和刀枪剑戟的造型糖片，插在售货担子的木架上，吸引小孩和家长购买。

他居无定所，经常在车站、码头、桥洞、寺庙等地方过夜。在繁杂的苦活之余他学会了拉二胡，他的师傅是谁我没详细问过，所以说不清楚。据他说他还曾在无锡寺庙碰到过一个拉二胡的瞎子，他的二胡拉得很好。爸爸经常听他的演奏，也曾向瞎子讨教过二胡的技艺。

爸爸做小生意是流动的，瞎子上了年纪，也是靠演奏来讨要钱财养家糊口的，有时也到处流浪，但大多数时间还是在寺院周围演奏为多。虽不经常见到，只要到寺庙去就能听到瞎子的琴声。但爸爸心有已忌惮，不敢与之久处。因老爸听人说瞎子有肺痨病，他和流浪的小兄弟去了，也总是离瞎子远远的，不敢靠的太近。他们是二代人，没有时代的共同语言，但瞎子的琴声还是会吸引爸、一些流浪的小兄弟和游客，经常会不知不觉去光顾他的摊位处，音乐拉近了他们的距离。他们喜欢他的琴声。尤其是夜深人静借宿寺院时，偶然相遇碰到一起时，父亲还是忍不住上前讨教。虽然大部分时间他们不在一起，彼此并不相互了解，尤其是父亲在无锡人生地不熟，每天食不裹腹，为养活自己到处叫卖，没有时间也没有法子一起进一步向瞎子学习拉二胡的本领。

据父亲说，瞎子的二胡拉得不错，他有时听得很入迷，久而久之，父亲在瞎子那里耳闻目染，有时也会模仿着拉一些片段，尤其是听到悲怆、悽凉、悲愤的如泣如诉的催人泪下的片段，联想到自己辞别老母，背井离乡，一个人孤苦地四处飘游的境遇时，不仅会泪流满面。且有时激奋之时，父亲也会情不自禁地操起二胡模仿拉起瞎子的作品，宣泄自己思乡之怨。

一年后，父亲和亲戚又来到了上海，从此再也没有见到瞎子，再也没听到过瞎子的二胡琴声。

上海解放后，有一次他去理发，在店里的收音机里听到了一个很熟悉的民乐，好像是瞎子拉过的二胡曲子，但又不全是。一打听才知道那曲子叫《二泉映月》，人家还告诉他乐曲的演奏者叫阿炳，是个瞎子。经过到处了解，他后来才知道阿炳就是他所认识的瞎子大叔。但爸爸又不敢相信，因为电台播送的和他那时听到的瞎子断断续续演奏的曲子好多地方不一样。他那里知道，他听到的《二泉印月》，那是经过有关专家帮助瞎子把以前演奏过的曲子整理成的一个作品，並且是让阿炳重新按新编曲的《二泉映月》亲自演奏录制播放的，这是阿炳的代表作，一直传承至今。

阿炳出名了，大家对他崇敬，都认为他是个经过困苦环境的无师自通自成一体无可挑剔的音乐家。但大家并不真正了解阿炳，阿炳形象并不像大家想象的那样完美，伟岸高大。爸爸说，瞎子二胡拉得没话说，尤其是《二泉印月》，当时无人可及。但他摆摊收来的钱除了养家糊口，还有个很不好的开销，就是喜欢抽大烟。当然他不是抽一般的烟。他是喜欢抽一种黑糊糊的，爸爸他们叫不出名的烟。这种烟有一种剌鼻难闻的气味，抽完后呵气连天，涕泪横流。那时爸爸不懂，只是感到难闻，就敬而远之。后来才听说那就是大家所痛恨的鸦片。瞎子身上那股难闻的怪味让爸爸久久不能忘怀。

他拉二胡的时候，能吸引大家聚在一起听他演奏，但事后大家又会聚集在一起议论他，嫌弃他，责备他。爸爸是个胆小怕事的人，听人家议论多了，就很快离开了那个地方，不敢再和瞎子套近乎了。

这恐怕也是爸爸离开无锡的一个原因。

我估计爸爸的肺结核病可能就是那个时候生的，他自己并不知道。

难怪爸爸的二胡技艺一般。他根本没用心学，也不敢去学，所以也拉不出阿炳那样抑扬顿挫、如痴如醉、伤感哀怨、梦幻哀泣的高超的曲调，只能会为一起流浪干活的兄弟们拉上一曲支离破碎的二胡曲目，哼上一段扬州小调和地方流行小调，以消孤独思乡之苦。他没有把拉二胡作为一种技艺用来赚钱，只是作为一种生活消遣的手段，把拉二胡当作自己的一种业余爱好。

那时我们弄堂里的人空闲的时候就会叫上爸爸和他的三轮车的搭班工友姜友山一起为大家拉上一曲，唱上几段。爸那时没有固定职业，在上海做小生意还要受环境、天气，人气和生活等因素的影响，收入不稳定。拉黄包车、踏三轮车，早出晚归，成家立业后生活压力更大，条件不允许他、也不可能让他对艺术有更高的追求，只能在闲暇之余用二胡进行自嘲自娱的消遣活动。

1942年他和二位哥哥一起来到后上海，就一直在上海工作、生活。他经营过卖剪花糖的小生意，但养活自己很难。一年后，他看到拉黄包车，能赚钱养活自己，无非就是出卖体力。他自以为自己年轻，身体扛得住，于是就改行了。

世界上本来没有路，人走多了便有了路，但每条路都不一样，不是每个人走的路都能自由选择的。富人，一生下来走的就是充满期望的平坦大道，而穷人一生下来走的却是忍饥挨饿崎岖坎坷之路。二伯父和爸爸年幼丧父，饱受苦难。虽然年轻时成家较早，但为了躲避抽壮丁，只得与乡亲们漂泊来到上海，但无亲无故，无依无靠，只有靠用自己的双手创建自己的生活。他和爸爸暂时栖住在南市平民窟里。在新肇周路靠近沪闵南柘路的地方安身。那里是旧上海的火车南站地域，原来还是比较繁华的，现在的南车站路名就由此而来。该地区1937年8.13被日本大肆轰炸，造成了断壁残垣，污水横溢，杂草丛生。直到1964年，新肇周路改造前，同兴袜厂的西侧还保留着几幢被炸坏的破旧的二楼摇摇欲坠的水泥房屋的屋樑和窗框。二伯和爸爸在此落脚时弄堂口西侧有庆祥棉织厂，公私合营后配套增加了一爿色织整理厂；堂口东侧有一座制作木器的小型作坊，1957年建设了一座木器厂叫作上海第三体育器材厂，专门生产体育竞赛用的皮划艇等竞技用的体育器材; 还有一座小型纺织漂染厂，解放后和东面生产围巾的小工厂发展成围巾二厂。在这些沿路街面的工厂的南面，就是一片荒凉的空地，没有几座像样的房屋，弄堂口只有一座公用给水站和一家小型烟纸店。为了谋生，他们只能在这种无人居住的空地上用简单的材料，借着工厂的竹篱笆的围墙搭建了一幢简易房屋，开始了他们原始的城市人的生活。

为了生存，二伯父和爸爸终于从到处流浪状态，在上海艰苦的环境中找到了一席立足之地，开始了新的生活。他们早出晚归，学做各种小生意，只要能赚钱，能养活自己，再苦再累他们都不在乎，他和二伯父在上海滩拉着黄包车走街串巷，不遗余力出卖自己的体力，想让自己生活得好点，让自己的家人、亲人生活得好一点。但事与愿违，一个农民出身的没有文化没有背景人，身体不如别人的男人，想要在十里洋场生活好点没有本事是不可能的。父亲在拉黄包车接触各种客人时从他言谈说笑中深深地感到，不闯一闯是不会改变人生的。他暗下决心一定要改变自己靠出卖体力的状况，改变自己的生活和工作。

有了想法，就做有心人。有一次，他在拉客人路过太平桥菜场附近的饭店时，看见顺昌路上鸿运大酒楼招收杂工广告。他抱着试试的心态前去应招，爸爸有点文化，不想竟被老板看中了，做了临时杂工。就这样爸爸不再拉黄包车了，开始了新的工作。

饭店工作很苦，收入不多，但比拉黄包车轻松了，不用再风里来雨里去了，基本生活有了保障，不再用饿肚子了。饭店杂工什么都要做，谁都能使唤你。为了做好工作，把临时去掉。爸爸不敢懈怠。因为饭店打杂要早去晚归，客人走了，饭店工作人员大多数人走了以后还得扫好地、拖好地，做好清洁工作，方能回去睡觉，他和二伯虽还住在一起，但见面的机会就少了。

当时的酒楼很大，门面从复兴路要排到自忠路。第二天一早，天不亮又得很早赶到店里干活。为了能多睡会儿，节约来回往返的时间，爸爸只得在饭店的仓库里搭个小铺，住在店里，吃在店里。二伯父还住在上海南市一带临时搭建的滚地龙里，和老乡们包租拉黄包车。后来大伯父又来上海了，父亲为了解决哥哥拉黄包车人生地不熟的困难，和大伯调换了工作。把大伯推荐给了酒店老板，他又回到了二伯那里，重新拉起了包租黄包车，又过起了饱一顿饥一顿的风雨兼程的艰苦的个体生活，以此谋生。

他们拼命工作，争取多赚钱养家糊口。为了改善居住环境并能在上海长期生存，爸爸和刘步诗舅舅几个人，用挣来的钱（还有朱庄的朱家兄弟）在南市沪闽南拓路332弄（现为土东路）造了几幢二层楼的住房，有了属于自己的小窝。不知为什么二伯竟没有参与其中。我们的家，楼上楼下一共有七间房，可以居住四五户人家。房子的产权是爸爸和三舅的，我和妈妈，还有三舅母家人都只住冬春二季，所以房子很空，大部分都是由二伯、二舅、福文表哥和其他乡亲借住其中的，因是至亲，三舅和爸爸都不收他们房钱。

那个房子我还是有点印象的：楼下房子分前后二大间，北面大间一分二小间。我们家住在后北房靠东面一间；三舅住在后北房靠西面一间。南面的是一个二家合用的大客厅，是我们家和步诗三舅家共有，供居住这个房子里的人共同使用的。楼上是东南西北四个房间。二伯那时就住在我们家的南楼，北楼是给他在上海做帮佣的工作小姨居住。

后来看到踏三轮车不仅比拉黄包车轻松，且能赚更多的钱，能改进家庭生活，他们又跳槽去踏三轮车。经过自己拼命的挥洒汗水和不懈努力，他和我三舅二人白手起家，终于自力更生地在南市原蓬莱区沪闵南柘路332弄（现在上海黄浦区斜土东路）建造了二幢一上一下的木板楼房，每间占地二十多、三十平米左右。全家一直居住在此。

由于做小生意、拉过黄包车，踏过三轮车，风里来雨里去,劳累过度，他和二伯在解放前夕先后都染上了肺结核，经常咯血。当时这是一种可怕的疾病，死亡率是相当高的。医药费很贵，且很难买到适合的医治药物。那时候，所有医药费用全是自己承担。看不起西医，买不起西药，除了看中医，吃中药外，妈妈还到处打听偏方，经常买些红枣和猪肺燉汤给爸爸喝，有几次还托人从接生婆那里出高价弄来胎盘，洗汏干净，和猪肺混在一起熬汤，瞞过父亲，当作肺片汤给父亲吃，补充营养。那时父亲用汗水挣来的钱基本上都用来治病，加上妈妈无微不至的照料,又幸得解放后政府对肺结核病的大力根治，在政府各方面的关心下，父亲肺结核病得到全面治疗。

当然，如果不是家中接二连三地出现意想不到的怪事，也许父亲的病不会拖得那么久，也许早几年就根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