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伯沈国湖

伯父：沈国湖出生于1916年 -卒于1993年 ，迎娶本乡朱庄人士朱守云为妻，享年77岁。伯母：朱守云生于1921年-卒于1992年。享年72岁
我们和大伯虽然同处上海城，他和爸爸还是亲兄弟，但大伯一直居住在工作单位，他不善走动。只有家中发生重大事情，他才会来找爸妈商量沟通；或我们有事请他来，他方能光临，但吃好饭，他就会马上离去。要末他长久不来，爸妈放心不下，逢年过节，爸妈会派我去给他送些烧好的小菜，如肉圆、红烧鱼，豆腐羹等老家的小菜。所以我们平时见面不多，来往更少。
所以，我对他的日常生活了解不多。
1.大伯的家庭概况
大伯育有三子三女二孙二重孙女。
大伯父家庭成员的基本情况如下：
长子：沈福兴 生于1939. . .-卒于2001.9.10，享年63岁
次子和三子分别已于1957年和1960先后病故。（粗估）
沈福兴他迎娶本乡女士刘玉英为妻，他们育有二子：沈洪民、沈树民
长孙：沈洪民迎娶本地缪桂梅为妻，现在江苏扬州工作，育有一女；
重孙女：沈冰洁，于2016年春节结婚,在江苏常州市工作，2018年2月3日已生下一女，取乳名叫小团子。
沈冰洁夫家是宝应汜水镇人。，
次孙：沈树民迎娶本藉徐万英为妻，居江苏常州，育有一女
重孙女：沈冰倩，现在江苏南京市担任财务工作，学历：大学本科、研究生
三个女儿：
长女沈粉兴嫁本乡男士谢柏净，
育有二子一女 ：谢 ，谢 和谢万梅
二女儿：沈琴兴嫁本乡陆万和，并育有
三女儿： 嫁夏永丹，夫妻俩现居江苏海门，育有二女：夏菊和夏华，
大外孙女：夏菊，现居江苏海门市
小外孙女：夏华，现居江苏海门市，
夏菊和夏华都已先后结婚生子，小孩已长大成人，目前正在读书求学

            我的大伯    2

二.我了解的大伯
大伯是沈家的长子，幼年，少年时期的生活应该是幸福的。没有吃过什么苦。因为当年据说祖父是会医术的（未考证），会看些小毛病，在那个缺医少药的年代，祖父家境还是不错的。大伯从小就读私塾多年，估计是现在的小学文化水平。但天有不测风云，祖父不幸染上顽疾，三十多岁就离开了人世。祖父去世后，家庭重担落在祖母身上，再加上世道很乱，家道开始衰弱，经济也没有以前那么宽余了，二伯父和我父亲只读了一、二年私塾就辍学，下地干活。祖母随着社会形势日益恶化和家庭经济贫困，只得让自己心爱的孩子离开故乡，外出自谋生路。
父亲和他的二个兄长一直飘流在常州、无锡、苏州和这些城市周围的县城，他们从事过泥水匠小工，到宜兴、张渚一带山区扛过山上砍伐下来的木材、毛竹等苦活，也做过小贩。1942年父亲和二伯父在刘老同乡们的怂恿下来到了上海。
大伯父比父亲稍晚些时间来到上海。父亲到上海后在同乡们的指导下，从事过肩背、肩扛街头售卖，用净糖熔化做成的各种甜品的小生意。生意不是很好，养活自己都成问题。后来由于刘老（后来成了我的外公）离开了上海，带着他大儿子去南方发展了。父亲的生活更加艰苦了。父亲年轻，没经历过社会锤炼，身边走了个主心骨，对今后的路，一时没了主意。无奈之下，父亲只得另寻出路，好不容易他又找了份在上海鸿运大酒楼（公私合营后改为顺兴面馆）干杂活的工作。由于鸿运酒楼在当年是一个规模较大的饭店，工资是按员工等级、收入按比例折账进行分配的。父亲的收入较以前稳定了，经济比过去好了些。但没多久，大伯父在乡下经常遭受日伪军、还乡团骚扰、偷袭，大伯处境危险，在大妈妈和祖母的一再催促下为保平安，来到了上海投奔二位兄弟处避难。
当时的上海是日本人统治的上海，社会混乱，百业凋零，找工作很难。老大来上海后一时找不到适合工作，没办法，父亲只得请人介绍他到车行和老二一起也拉黄包车。
拉黄包车是繁重的体力工作，日晒雨淋；大伯对上海道路又不很熟悉，再加之当年上海有很多外国租界及日本的统治，各种清规戒律限制了拉人力车的生意。每天的收入只能维持租金和基本的生活。上海那时是外国人的天下，兵痞、流氓黑帮势力猖獗，经常被红头阿三和日本兵，日本浪人、旧社会流氓、警察殴打和敲竹杠。由于大伯父经常走错路，拉错地，他对路况不熟悉，性格又不善言词，吃力不讨好，每天的收入入不敷出。久而久之，车行与伯父产生矛盾。为了帮助哥哥，爸爸毅然决然和大伯交换了工作。让大伯父去酒店打工，让大哥有了稳定收入和良好的工作环境，自己却和二哥去车行拉黄包车，每天奔波在上海各条大马路上。
也许这就是命吧，父亲的一念之善把自己和家庭的命运改变了方向，迈上自己无法想象的坎途。
鸿运酒楼的“运”从此离他远去了。
鸿运酒楼，位于上海顺昌路太平桥繁华地段，解放前规模较大，基本上占据了复兴路到自忠路的顺昌路东街沿的半条马路。解放初的生意还是比较兴旺的。大伯虽然不善言辞，在上海人在眼中有点木纳，但他年轻力壮，身体比父亲壮实，他上过私塾，文化水平应在父亲之上。虽然我从未看到过大伯写过信件和文字类东西，因为他寄往老家的信件都是由我代笔的。但他让我给老家人和福兴哥回信时，时常拿着福兴哥寄来的信，看着信上的字和我写的回信字会经常流露出不满的神情，我对他的评头论足不屑一顾。这时爸爸就会教训我，你大伯是读过私垫的，别小看你大伯，他的字写得比我好多了。唉,我真的不明白，他有这么好的底子为什么不教教我们这些小辈呢？
他那个时代，文盲很多，尤其是一般小工有文化的人不多，找工作比其他人容易，且大伯又会干木工、泥瓦工等杂活，老板听了父亲的介绍和想法之后，老板很满意，很快就同意他们兄弟二人互换工作。
当时饭店经营都采用一种折账结算的办法--不是现在每月领取工资的办法，而是按每周饭店经营收入开支情况按预先制定的协议比例进行分配，兑现每个人的薪资。由于有淡旺季，所以每次收入都不一样。这种分配方法首先是保证了资方的利润，同时一定程度上也保证和方便雇员收入，便于雇员的进出。由于鸿运大酒楼地处闹市边缘，规模不小，解放前后，生意也不错，大伯在那里的收入还是不错的。
解放后，53年公私合营后国家取消了这种分配制度，鸿运酒楼随着形势的变化饮食行业也进行了调整，它的规模缩小了，好多铺面都转让给其他商业经营项目：增开了服装厂、百货商店、中药铺和馄饨小吃等店铺，二楼堂食、宴请大厅都改成民居住，由房管部门分配给居住需要的市民，大伯所在的单位改成了“顺兴面馆，只占据了顺昌路上的一间门面，大约是原来酒楼的十分之一左右。面向为上层人士高档服务的酒楼转变成面对大众为百姓服务的以点心为主的中小型饭店，人员由过去上百人减少到二三十人。产权由老板个人所有转变为公方和私方联合经营，管理由资本家全权负责改变为由公、私双方共同参与，负责经理由行业党组织指派选定的人管理为主，私方配合，工资也改为八级工资制度，按月领工资。尽管经过一次大整顿，大伯的经济收入也可能比过去有所降低，但他比二个风里来雨里去拉黄包车的弟弟要好多了。
解放后人民的地位提高了，他的地位当然也提高了。由过去为老板干活卖命的下人变成了当家作主的主人，既是为是为国家，为大家，为集体干活，也是为自己干活，身份变了，腰板硬了，待遇也随着国家经济形势的好转逐步得到提高，干活的劲头更有劲了。
大伯在单位里一直埋头苦干，几十年如一日，他运用自己曾经学过的木工和泥水匠的技术，帮助饭店修理各种损坏灶头以及橱、炊具灶头等器具，土法上马制作了冰箱，使食品的保温达到了当时一流大饭店的水平，同时又用简易的手段，很少的费用，解决了饭店内部楼梯搬迁和饭店装修问题，反正面馆里的桌子、椅子、门窗，橱柜和各种用具坏了，他能修则修，不能修的动手改造，变废为宝，为单位节约了不少资金。他充分发挥了自己的聪明才智，为面馆降低了成本，提高了效益，得到了领导认可和大家尝识。
大伯多年一直以单位为家，除了享受国探亲假外，其他国定节假日他哪儿也不去，自愿加班，不计报酬，不请假，坚守岗位。不管刮风下雨，只要领导一个电话，他就毫不犹豫的冲锋向前。他忠厚老实，不吹不捧，与人为善，把单位看成家，为组织看家护店，领导把护店任务交给他一百个放心。所以他多年被评为先进工作者，多次赴杭州和黄山疗养。
大伯父另一个特点就是生活俭朴，衣着简单。平时他穿的基本上都是单位下发的工作服，除非出席重要的活动和会议，要末回乡探亲，他穿得好一点，一般情况他难得舍得给自己添置衣物，三百六十五天基本上一套行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