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妈刘步英 生于1925年1 月13日，卒于1996年9月28日，享年72岁。妈妈她是个聪明、贤惠、泼辣 、能干的女人。姆妈是外祖父最小的女儿，也是祖父最喜欢的女儿。可惜她没有在外祖父最富有时出嫁。

妈妈1925年生于原藉，她有三位兄长：大哥刘步忠，二哥刘步臣，三哥刘步诗，姐姐刘步英。

 一、十岁丧母

1935年妈妈十岁，那几年因家庭诸多亲人身患不知名的传染病被染，妈妈的母亲、大嫂和二嫂、二位侄子（大舅和二舅的儿子）、侄女（大舅还是二舅的女儿不清楚），连同其他亲人，据说一共有十几位，都在那年先后与世长辞。
妈妈那年也被疾病感染。由于当时农村无西医无西药，无医院，只有小中医和混迹江湖的郞中，传染病无处医治，只能听天由命。妈妈病了好长时间，没有好转，躺在床上，不食不饮，气息微弱，奄奄一息，只有出气，没有进气，昏迷不醒。经中医诊脉，医生认为已经没有生还的希望了，暗示妈妈已死亡，让家里准备后事。由于那场瘟疫家庭中去世的人多，给家里的经济造成了很大的压力，家中给死者做棺材的木料不多，妈妈还是个未成年的小孩。家人和外公只好忍痛用草蓆包裹十岁的妈妈。妈妈被抬到田间已挖好的下葬的坟坑旁，准备下葬。亲人们看到妈妈年纪这么轻，还是一个未成年的女孩，马上要阴阳两隔，离开亲人，离开这个世界，悲痛欲绝。
落葬时，家人为了让妈妈最后一程走得干净，把她抱在怀里，帮她重新整理了衣物。突然，怀抱她的家人发现妈妈口鼻尚有一丝气息，并没有断气，马上将她抬回家中，又给她找来了中医郎中，给她灌了汤药，帮她治疗。经过短暂的治疗后，妈妈竟慢慢地苏醒过来了，家人用米汤小心翼翼地灌进她的嘴里，想不到她竟一口喝完了大半碗的米汤，后来又能吃些饭菜了。经过家人的精心调理，妈妈就这样奇迹般的活了下来，在死亡边缘线上捡回了一条命。
在家人精心的护理下，妈妈慢慢恢复了健康。从此与父亲、姐姐、兄嫂相依为命，后来竟长成高有1.73米的身材挺拔健壮的大姑娘。
妈妈，可以说她是在哥哥嫂子姐姐的呵护下长大的。
她22岁她嫁于父亲，23岁生下我。来上海前一直在农村务农。
妈妈没有读过书，没有文化，是一个传统的女人。她年轻时漂亮，干活干练利索。妈妈身材欣长，高挑，如果把头上梳盘着农村女人常有的发髻放下来，乌黑的长发会垂挂到她的1米73身高的腰间。我经常笑称她是根号3 。
老家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一直是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控制的地区，属于老的解放区。土地改革进行得比较早。土改时我家中分到了旱地3亩、水田3亩，农活一直都是妈妈打理。
妈妈每年春夏回老家种地，秋冬收完庄稼，交完公粮，和外公交代、安排好春耕事宜，就带着我赶赴上海照顾父亲，与父亲团聚。

               
              二、带我逃难

我大概是3、4岁记事的。
印最深的是母亲带着我跟随一大群人沿着铁路线向外逃难。
我记得开始的时候我和妈妈是坐在火车上，车上的人很多。按时间推算那应该是48年底，农历春节前后。深夜里，妈妈坐在椅子上，我好像坐在妈妈的腿上睡着了。不知过了多久，我耳边响起了很吵杂的声音，我睁眼一看，竟被妈妈背在背上。福文哥也提着包袱跟在妈妈，还有我好多不认识的老乡，好多人挤成一排，都争先抢后在铁路边上走，大家一个挨着一个慢慢地摸索着向前。我不知道怎么回事，被妈妈扛在肩上，我搂着妈妈的脖子，一会儿被踮醒了，一会儿又睡着了。我只听见妈妈喘着粗气，寒冷的冬天，她头上还冒着热气。她一只胳膊上挽着一个大的包袱，另一只手上还提着一个小小的包裹，只见周围夜晚漆黑一团，人流滚滚。偶尔，身旁呼啸而过的火车车头冒着熊熊大火，火光照在道路两旁匆忙赶路人的脸上，大家显得都很紧张和沉重。妈妈和大家一样都板着脸，神色上都有点恐慌。除了听见呼呼的喘气声，人声嘈杂，但人们没有任何交谈和嘻笑。我被妈妈背着感到好舒服，也很好玩，根本不知道世界上发生了什么，更不知道战争随时可能就在这些逃难人们的身边发生，人们随时都可能被战争的炮火夺去生命。
随着岁月的流淌和我慢慢地长大，后来我才晓得，这是1949年春，解放军即将解放上海。听说要打仗了，上海人都很紧张，因为上海人对共产党不了解，加上上海的物价飞涨，油、粮等生活资料几乎被抢一空，许多有钱的人都逃往外国和香港，没钱的穷人都逃往老家和乡村。当时外公听到我们在上海过着一日三餐得不到保证的生活窘境，他千方百计托人由“帮船”送大米到上海，但由于战事，交通不通，均未成功。上海谣言四起，人心慌慌，生活资料短缺，大家忍饥挨饿。万般无奈，为了躲避战争灾难，爸爸和三舅等亲友商量，让妈妈、带着我、福文表哥和其他亲友一起乘火车回老家避难。火车开到上海郊外，铁路被国民党军队封锁，火车不能向前开了。为了逃命，避免伤及自己，难民只得下车沿着铁路漫无目标地向西步行。
经过艰苦跋涉，妈妈随人流好不容易走到了苏州附近。据说那里也有好多军队，还时不时地听到枪炮声，大家都不敢往前走了，想在附近的老百姓家里借住了下来，但我们没有住，不敢住，怕出意外。我只知道我们一批人又向前走了，我印象中我们好像走到一条大河岸边，不知发生了什么事，人们都东奔西逃，妈妈和福文哥带着我跑进了一个长满蒿草和芦苇的荡里，我们都趴伏在里面，福文哥搂着我，不让我出声。我太小了，我只知道跟在妈妈和福文哥后面，不知在那里呆了多少时间，也不知后来妈妈和众位乡亲是如何走出困境，回到上海的。当年逃难的情况只有摸糊记忆，详细的情况恐怕也只有云南表哥还能还原。这段经历也是铸造了我和云南表哥一直有一种特殊感情的原由，我们曾经经受了战争的动荡。
当然，我也无法知道妈妈是怎么保护我和她侄子熬过这段艰苦的日子的。我只晓得，后来妈妈又带着我回到了上海。估计那是解放军已解放了上海，上海太平了，战事结束了，她带着我们随大批难民又返回上海。
回到上海，妈妈在火车站叫了一部三轮车。上海很平静，没有混乱现象。只是在路过上海南市斜桥和徐家汇路十字路口时，看到好多人在拆十字路中间一个庞然大物。它是一座高有3-4层楼的圆形大房子，四周有许多方方正正大窗口。长大后我方才知道，这是国民党军队为了阻碍解放军解放上海时，国民党军队在斜桥徐家汇路口和制造局路口二条十字路口中心建造的一座钢筋混凝土的圆形大碉堡。
这是我一辈子也忘不了的妈妈带着童年的我逃难的经历。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