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外公了解不多，记忆就更少。我是他的外孙辈，今天所写的都是从妈妈当年和别人聊天的闲言片语和我与外公的接触中得来的。

1945年妈妈结婚后，为了照顾老家的六亩田地，一直在上海和老家两头跑。农村合作化后，我们家的土地归公了，妈妈大部分时间就和爸爸生活在上海了。1955年妈妈考虑外婆去世得早，外公的儿子都在外谋生，大姨妈又嫁到柳堡郑渡，离外公家很远，有几十里地，从大姨妈家步行走到外公家估计要走3个小时左右。那时，老家交通很落后，外出要么撑船走水路；要么只能靠二条腿走。大姨妈家地处水乡，家中生活压力大，负担很重，不能经常与外公走动。那时大舅行走于江苏张渚、安徽广德和浙江长兴二个儿子处，二舅和三舅和我们家在上海老家二地奔波。只有外公在老家一个人生活，还有一头老牛陪伴着，他显得很孤单。为减少外公的寂寞，妈妈决定让我在1955年春回老家后留下来陪伴外公。

那年我和外祖父整整生活了一个冬天。我那时年纪小，一直在妈妈身边生活，与外公接触不多，加上外公平时沉默寡言，看上去很严肃，在我的眼里他很威严。他是长辈，他说的话我不敢不听，也不敢多问。现在妈妈让我陪他一起生活，我更不敢乱说乱动。尤其是长辈们的事，我这个孙子辈小孩更不敢谈起。虽然生活了一年，但对他的生平还是不太了解。我那时的主要任务就是白天去附近的新河小学借读，放学后就帮他放牛。
我和外公平时的生活很简单，一日三餐，咸菜是我们每顿下饭的主菜。外公住房是南北向的，房后西边和房子的北面不远处都有一条小河，二河丁字形交汇东南角是外公和二舅家的菜园子。这二条小河是当地农民灌溉和生活用水的生命之源，也是家乡农闲时农民抓鱼取乐的好去处。无论春夏秋冬，总有人在这二条河里抓鱼。外公很喜欢吃鱼，尤其是冬天，有人在结冰的小河塘敲开冰层用网捉、耙鱼，他们将扒来的鱼 放在鱼篓里或放在篮子里，挨家挨户叫卖。这时候，外公就和卖鱼的讨价还价，把那些大小鱼一起买下来，然后把大的鱼养在家中的鱼缸里，想吃的时候就捉出来红烧或烧鱼汤；把那些小鱼洗干净和咸菜一起烧，作过饭小菜。你一知道，小鱼烧咸菜的味道好极了，直到现在我还想着呢。
鱼缸的鱼捞光吃完后，外公又会从那些来小河耙鱼的人那里买。仿佛这二条小河就是外公的养鱼塘。周而复始，自那以后，我几乎天天能吃到这些美味的过饭菜。可惜，回到上海后，再也没有吃到这么美味的小菜了。
当年我与外公生活一年，感到他是一个很独立很有主见的人。他想得开，放得也开。他没有将子女约束在自己身边，任子女自由发展。他不仅自己闯，还带领子女一起闯荡。上了年纪后，他也不向子女伸手，还是靠自己劳动养活自己。他春末夏初帮人在水田里耕田翻地，双脚䠀着没过脚面的泥水，踩着混有稻荐麦根的剌骨泥土，牵着他心爱的老伙伴扶着铁犁或站在耙犁上，挥扬着鞭子，哼着只他懂的小调，从清晨忙到夕阳西下，稍微休息后晚上还要帮客户在麦场打场，直至深夜才能回家。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有一百八十天外公是这样渡过的。他所得到的就是三顿便饭和一、二升米的工钱。一个六十几岁的老人为什么要这么拼命呢。因为他知道农村农户是靠天吃饭的，错过了时令就会影响收成，他不敢有丝毫的懈怠：其次他很要强，他要用自己的能力他能养活自己。
他养育了五个子女，帮他们成家立业，放手让儿孙们在外谋生，在老家还帮他们看家护院，从不在别人那里议论自己儿孙家庭的琐事。
他是一个很会过日子，精打细算的人。他养了头牛，老牛每天要吃好多稻草，也要拉好多牛屎。外公早上起床的第一件事就是打扫牛圈，清理牛粪。我跟在他身边，能帮上手的就是把老牛先牵出牛房。然后，他让我和他一起把堆在屋外的牛粪拌上少量的草屑，搓成一个个大圆球，放的河边空着的荒草地或是粘在房屋的围墙的地基上，用木板压成厚度大约一公分左右的圆片，任由风吹太阳晒。干完以后，站在远处看，就像一片片棕色的小圆盆铺在荒草地上。等到晒干了，我们就把像圆饼一样的牛粪一片片收起，放在屋檐下，堆在一起。等大灶烧饭时就用它来代替燃料。别看它是晒干的牛屎，它的燃烧值一点都不比稻草差。尤其是它的炭火的余力很好，对大灶焖饭很好。烧好的饭菜特别地香，所以就有了“牛粪烧的饭粥香”一说。牛粪是柴火，你如果误解是把牛粪和米放在一起烧，那就会闹出天大的笑话。牛粪也是宝，外公一点也不肯扔掉，不许浪费，他把不能成型的牛粪和烧下的牛粪灰堆在田边的沟里，等到春天播种的时候，就用它来给农作物施肥。外公在外谋生是赚钱的高手，在家中种田，过日子也是一个能人。
外公也很有善心。妈妈经常在我面前提起说，那时外公家附近好多人家是地道的农民，只靠种田养家，没有其他经济来源，遇到歉收或者灾年，穷困潦倒，生活窘迫，有时买油、盐的钱都没有，我经常听妈妈说，她们家有一个小水桶，是用来装铜板和铜钱，（民国时期的零用货币）外婆听到或看到后就经常会从桶里抓一把铜钱给他们，接济附近的穷苦人家，外公知道后从来不责怪，也不抱怨，一点都不干预，从不对外婆说三道四，就当什么也没发生过一样。外公外婆在当地的口碑很好，大家都很喜欢他们。
外公就是这样一个碌碌无闻的老人。我跟他生活了大半年，离开他后，我回到上海后就没给他写过信。我总认为外公不识字，写了信他不认识。另外，那时妈妈没有工作，由于生了弟弟和小妹，落下了严重的妇科毛病，家庭只有父亲一人工资维持家庭开支，我不仅要上学，每天还要负责家里的买、汰、烧。每天，从早忙到很晚才能休息。我又不掌握经济，寄信虽然只八分钱，但我也要问妈妈要，我不敢开这个口。现在想来我有点小人度君子之腹了。给外公寄信妈妈会不舍得吗。看来还是我自己懒，没有爱心。现在想想，外公没文化，在外打拼这么多年，而且还南下广州、香港做生意呢。他赚到了钱，虽说不上衣锦还乡，但也算小富。外公是怎么做到的，他到底识不识字，直到现在我也没弄清，更没去问过爸妈和舅舅长辈们。我真的是太糊涂了，太对不起他了。尤其是他去世，因要照顾父亲日常生活又怕耽误读书，没能和妈妈一起回去给他老人家奔丧，真的很愧疚！
遗憾的是，外公、大舅、二舅、大姨妈、大表姐我没有看到他们留下的任何影像，从此阴阳相隔，他们的音容笑貌随着时间的流逝，随着我的记忆力的衰退，印象也越来越淡薄了。
当年我还是小孩，年纪小，只有八、九岁，没有生活阅历和社会经验，根本不了解生活的艰辛和困苦。在那个清末民初交替的年代，军阀混战，社会动乱，灾害频生，农村落后，穷人很多，可以说民不聊生。外公在那个时代，凭他一己之力能养活十几个人的大家庭，且家人都生活得不错，还能接济穷人，这种真本事，不是一般人所能具有的。
外公年轻时很能赚钱，钱是怎么赚来的，在什么地方赚的，我根本不知道，只是时不时的在妈妈的聊天时听来的。其实，外公的经历，家人除了我大舅，其他人也不知道。直到文革后期，大舅来上海，让我给他准备一份证明自己曾在解放前去过香港，和外公在那里做了几年小生意的材料，我方才有所知道外公的这段涉外历史。就是这段历史，让大舅在文革后期差点被隔离审查。现在，除了我，大概只有云南泸州和安徽广德的表哥知道这件事。外公其他亲朋好友恐怕再也没人知晓了。当然，我现在所写一些情节也不一定完全，也可能存在错误，尤其是在事件发生的年代、内容和地点可能有遗漏或出入。但这里所说的事都是真实的。是大舅亲口告诉我的。故我也希望了解外公一些事的长辈们、亲朋好友能及时纠正和提供更新更具体的细节，以免以讹传讹。
为此，我有必要把他老人家的这段奋斗历史记录下来，给刘家后人一个交代，给老人一个宽慰，这也是对他的一个怀念。
外公究竟是哪年离家外出，到过什么地方，除了大舅简单的述说外，我们已无法考证。但外公外出的壮举确实令我惊叹。我们知道，里下河平原，河流港汊、洼地湖泊很多。我记事起，只记得那里除了有一条日伪时期修造荒废的，从大运河界首到临泽镇二县分界的简易不通车的公路外，外出除了步行，也只能乘小船。我读三年级时，我堂兄去县教育局开会就是花了十几个小时，沿着农村小路步行了七、八十里路才到的。这样的行程是漫长且枯燥无味的。1957年夏我回上海时就尝到了这种味道。那天上午我由妈妈将我送到离家十几里路，快到柳堡郑渡一个熟人家的内河小码头，和这位熟人坐了半天的手摇的小木船到了大运河界首小火轮的船码头，又花了一天时间从界首坐小拖轮过运河，渡长江才到镇江码头，然后又用一天的时间换乘长江大客轮到达上海十六铺大达码头。历时三天多。现在的长途客车只要4个小时就可以了。五十年代交通工具相对比较发达了，到达上海如此艰难，在外公哪个年代，他缺钱少粮，靠着原始的交通工具和步行，还要背着行李外出闯荡，这样的艰难程度便可想而知了。
那末，当年外祖父的钱是怎么赚来的呢？
说来也好笑，你们可能 根本不会相信，他们是一次意外的阴差阳错远游，也可以说是一次误打误撞的机缘让外公走进了香港，留在了香港多年。
外公结婚后基本上是三至四年生育一个孩子。从大舅、二舅、大姨妈、三舅四个孩子经历了十三年。妈妈是三舅出生八年后再出生的。这么长的空闲期在农村家庭没有生养孩子是不可能的。那只有一个解释，外公不在家，外出了，外公外婆分开了。
是什么原因让他们分开，我们没有理由瞎猜。也许是孩子出生了，人口增加了，吃饭的人多了，生活压力大了；也许孩子逐渐长大，要考虑他们上学，取妻生子，成家立业；也许经济拮据了，还要考虑赡养老人等一系列家庭问题。如何走出困境，让妻子和孩子们生活得更好，让家庭富裕，这可能是当时外公不得不面临的最大问题，这才是让外公不得不做出背井离乡，外出谋生的抉择。
我想，也许这就是他第一次外出上海的理由和外出的冲动。
外公究竟是什么时候来到上海，去没去过其他城市，在上海呆了多少年，现在已经无法查证。从大舅口中知道，外公第一去上海好像带上了大舅。根据大舅的年龄推算，外公第一次外出的应该是二、三十年代，大约在民国12-14年左右（1923-1925年左右），那时大舅16、17岁，外公 40岁不到。
二、三十年代，军阀混战，上海被列强占领，政府无能，社会秩序很乱，生意难做，尤其是像外公这种做糖品小生意的人居无定所，日不饱腹，地位低下不说，关键是人的生命随时会受到土豪恶霸、流氓地痞和反动军警的威胁。外公听人说南方城市小生意比上海好做，社会秩序比上海稳定。于是他决定准备带着孩子们去南方，到广东的广州去试试。
南下广州，路途遥远，前景难测。对于这次的南下，能不能赚到钱，外公心中没底，他唯一的想法就是闯一下。他们带着制作糖品的工具和简单的生活用品，坐上了去广州的轮船，在船上他们就做起了生意。
外公的糖品是什么呢？说来也简单。他就是把批来的白沙糖和净糖（麦芽糖）按比例混在一起放在铁锅内煎熬，然后放进有色色素进行染色，等加热的糖液溶解了，然后倒进事先做好的鸡、鸟、马、猴，刀、剑、枪、戟、孙悟空、猪八戒等各种动物和人物的含有木棒的平面模型内，待糖液完全冷却后然后将糖品和木模分离，把糖品插在货担上方缠绻的稻草卷上进行展示叫卖。整个过程就像做棒冰一样。他的制作手艺是何人教他的，是偷学的，还是无师自通，我们现在无法猜测。
新中国解放前后二舅、三舅和我父亲都在上海曾经做过这样的糖品生意，我是见过的，我想他们的手艺那肯定是外公传承的。
经过了几天几夜的航行，轮船靠上了码头，外公和大舅听说到了香港了，下一站才是广州。他们又听说轮船要在这里停靠较长的时间。因为上下船的人较多，而且还要补充船上的燃料和给养。他们很兴奋，他们认为机会来了，他们可以赚点小钱了。于是，他们要抓紧时间上岸，利用停靠的时间去码头上看看香港的海港码头，见缝插针地做做生意。说干就干，他和大舅提起自己的行李，背起自己的售卖的糖品担子急急忙忙地下了船，并随下船的客流沿着栈桥向码头外走去。
当时的香港虽然没有现在的繁华，但当时和上海文革前的十六铺码头也差不多，人来人往，嘈杂喧闹，上下船的人流肯定是川流不息。外公他们首次来到陌生的城市，被繁华的市场吸引了，他们忘记开船的时间，一心一意地吆喝买卖，等他赚了些钱，回过神来，想起这里是香港，还不是广州时，他们急忙赶回码头想上船去广州。他们提着行李，背着担子来到码头一看，傻了，码头上空空如也，他们要乘去广州的船早已开走了。他们去不成广州了。
他们就这样留在香港了。
外公他们走投无路，又没有去香港的官方证明 ，他们究竟靠什么本事，用什么手段逃过香港警察的检查，在香港生活了那么多年，还不止一次地去过香港，赚了不少的钱。他们在香港怎么生活，住什么地方，有没有简易房产，随着大舅去世了，这已永远是一个无法解开的谜了。
据说外祖父在那时多次从上海南下，和大儿子去南方广东并在香港做生意多年。他最少去了二次，除了香港外有没去过广州及其他城市，现在也无从考证。因为当事人都先后辞世了。我只能从大舅的所谈的1934-1935年老家流行伤寒传染病，老家10多位亲人去世，外祖父只得从香港赶回老家奔丧的情节中进行推断。还有就是妈妈经常回忆她在十岁前和外婆一起生活，外婆深情思念外公情景的片断来猜想。尤其是他回到老家闻知外祖母去世，又眼看她心爱的小女儿因病差点被无故活埋的惨状，（详情见《我的妈妈》节选）他的精神几乎要崩溃了。这件事对他打击太大了。听妈说外公从此变得沉默寡言，很少和人交流，经常一个人默默地坐在房间里暗自流泪，要不就是一个人在地里拼命地干活来打发日子。
外公是个闲不住的人，尤其是家里许多亲人生病和后事的处理用去了家中所有积蓄，家庭生活和经济受到了很大打击。原来富裕的家庭经济开始拮据。没钱寸步难行，这个日子不是他要的，必须改变这个日子。外公又开始了新的谋划。以前的一段时间，他一直在城镇飘泊，老家现在遭受严重灾难，他最亲近的爱人和十多位亲人离他而去，他不想在这个令他肝肠欲断的伤心方地再待下，他还想为这个家庭做自己想做的事。
他又离家出发了。他处理好家庭琐事后又匆匆赶到上海安排好二儿、三儿，带着大儿子又去南方香港操持他的拿手的小生意。大概是1942年日本人攻占了香港，香港小生意难做，加之那年老家水灾。外祖父担心家人，就又从香港回到了老家，从那以后，他有没有再出去过，我没有资料，只能说他可能一直留在了老家。
外祖父这段历史很少有人知晓，即使外公的家人也少有人知晓。外公在香港多年，看见过许许多多的香港社会的是是非非，有着在商场拼博多年的见识，也有应付各种局面的经验。解放以后外公虽在农村，但也看到了多次政治运动，为了减少政治纠緾，他让儿子很早就和自己分家，将自己用钱买来的田地按家庭人口摊分。自己不留一分田地，只留了一头牛。土改时，给他划成了富裕中农，没有划进富农行列。他从不和人谈自己在香港的经商履历，也不让大儿子与人谈起香港情况。所以新中国成立后的历次政治运动都让他安全的避过了，老家没人知道他这段涉外的历史，直到文革行将结束时我们都不知道他赴港的经历。因我们知道，在那个年代，只要在海外呆过，稍微露点口风，就可能给家庭带来难以估计的灾难。
祸从口出是件坏事，但有时坏事也能变好事。如果不是大舅一次偶然流露，外公这段历史也差点被埋没。
1972年美国总统访华，国内的政治气氛稍有了宽松，新闻报道也有所松动。在安徽的大舅在一次别人议论香港经济发展情景时不由自主的说了一句：香港，我太熟悉了，我和我爸去过。那里和上海差不多，现在恐怕比我们当年在那里繁华多了。不想这句话引起了当地有关部门的注意。大舅不是当地人，是随当兵的儿子来安徽广德生活的，他是客家人。他们对大舅的历史不了解，认为有疑问。甚至怀疑他是不是潜伏的香港派遣特务。否则，一个普通农民怎么对香港会这么了解，当地政府决定一定要弄清楚大舅的历史。
当地相关部门很重视，将大舅叫去认真严肃地进行了盘问，在工作人员的严厉追问下及审查下，大舅将守口几十年的秘密终于说了出来，并一再申明当年是生活所迫，阴差阳错地去了香港。在港只做小生意糊口养家，没做过坏事，是清白的。
1973年年初，当地政府为了弄清大舅的问题，要求大舅回老家，请求原藉政府有关部门出具一张书面证明，以证实他历史的清白。大舅不得己只好顶着天寒地冻从湖州乘船到上海，让我给他写个证明草稿带回，然后再从上海乘车回老家。到了上海后，大舅让我将外祖父和他的从上海去香港的经历写成简单书面材料，把草稿认真推敲后带回了。回到老家后，当地政府仔细看了大舅口述整理的书面材料并详细询问了大舅，调查了当地的革委会和村民。因外公和大舅的为人正直善良，有较好的口碑，群众对他们的印象和反映都很好，当地政府据实出具了阶级成分是下中农，历史清白的书面函件，证明外公和大舅在抗战时期和解放前为生活逼迫去过上海、香港打工的历史。安徽广德相关政府部门收到老家的有关证明，根据大舅在安徽广德当地的遵纪守法，安份守纪的现实表现，停止了对大舅的审查。大舅原来担在心里的石头总算落地了。我听到这个信息感到又惊又喜。惊的是外公和大舅的曾去香港这段家人不知的传奇经历被无意披露，喜的是大舅晚年逢凶化吉，从此开始了新的安定的生活。
我知道的外公这段神奇的经历。目前大概只有安徽福同大哥和我知道这段往事了。
所幸，当年这段历史没有给家庭带来什么不幸。老家政府没有为难大舅，安徽当地政府也对大舅也网开一面，给予了正确的处理，给了他一个幸福的晚年。
有时我想，如果外公和大舅没有回来，一直在香港发展，他的家庭和我们的家庭生活将会怎样……
可惜世上没有如果。
外祖父刘元祯在我的印象中还是比较深的。他很喜欢我，外出时经常带回东西给我吃。晚年外祖父除了二间草房外，没有什么大的财产，也没有什么生活来源。外公身边有一头牛。这头牛和外祖父相依为命十多年。它和外公一起外出打场，帮人家耕田打工；外公很爱惜这头牛，每天很早就牵放到田地里吃草，还陪它散步。除了帮人家干活，一般外公都不让它干重活。有时干完活回家，要赶十几、二十里的夜路，外公一般自己都是步行，舍不得骑它，除非自己实在太累了。外公待它像待自己的孩子一样，感情深厚。天热，牵它到泥塘打滚，让稀泥浆涂满全身，防止牛虻、蚊虫叮咬；天冷，半夜用尿桶帮牛接尿。我那时只有九岁，但我都干过这些活，所以我知道，外公和这头牛感情是我们今天的年轻人无法理解和体会的。
虽经过农村互助组、初级社、高级合作社时，但这头牛还是一直和外公生活在一起，由外公使唤，相依为命。可惜到了人民公社化运动，实行吃大锅饭的集体共产风，这头牛竟被归公了，私人财产变成了生产队的财产，公社也没有给外公任何经济补贴。生产队也没有安排外公继续饲养这头牛，也没告诉外公派谁去照顾这头牛的人。外公和他的宝贝失去了联系，真正成了一个孤独的老人。
外公手中唯一有价值东西也莫名失去了。如按当时的物价水评估，这头牛的价值可能有几百元。那时的几百元对于一个独自生活的老人来说，可是一笔天文数字啊。可外公一分钱也没有拿到，而且从那以后再也没有见到过他心爱的宝贝。他很痛苦，伤心死了。他的最后一点财产也被剥夺了。子女不在身边，大势所去，他只好忍气吞声。
外公估计有1米80的大个，身体魁梧，苍凉的脸上最注目的就是下唇中间生有一颗10毫米大的黑痣。当地人都说那是外祖父的福痣。可惜，这颗黑痣并没有给外祖父带来幸福，相反1961年他被饿死在老家的家中。
2020.5.7初稿于上海福竹大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