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一个祖父和一个继祖父。

祖父沈士富生卒年份不详（？-1927）。我没见过他，对他及他上辈人的情况知之甚微。大部分都是听老人和母亲说的。
继祖父叫沈士华，我见过，但印象不深。在我很小的时候，估计也就是四五岁的时他就去世了。印象最深的是他当时大腿根部（股沟）生疮溃烂，睡在床上，祖母每天给他用水擦洗，一直到离开人世。

爸爸是个苦命的人，三岁丧父。从小是祖母一手拉扯大的。
我父亲生于1924年11月19日，属鼠。由此推算，祖父应是1927底-1928年初离世的；当年大伯11-12岁，二伯父应是8-9岁。祖父英年早逝，三十多岁撒手人环，留下三个儿子和老人一大家子给奶奶——一个一辈子与泥土打交道的农村妇女。
我在老家前后从时间上计算只生活了几年，如果按实际居住的时间计算，我大部分时间随父母居住上海，因农村有地，我必须随母亲像候鸟一样春返冬归，实际居住了三、四年不到，对祖母音容笑貌有一些印象，但对老人家的生活习性了解不深，更不深刻。
祖父——沈士富 生死日期不祥，吾辈了解甚少，难以撰写。
祖母-沈谈氏。生于1895年，卒于1982年6月，享年87岁。
她一生养育了四个儿子。老大沈国湖，老二沈国涟，老三沈国珠，老四沈国清。
祖母生了四个儿子，三个大的是沈士富所生，老四是沈士华所生。四个儿子的身材有个奇怪现象：三矮一高，老大、老二和老四的身材都不高，大约在1.67-1.68左右，他们的后辈也在1.70-1.72左右。只有老三身高1.80米，他就是我的爸爸，他的四个孩子身高也在1.78-1.80米，爸爸的第三代的三个孙辈女孩高达1.73-1.75米，孙子高1.84米
当年祖母含辛茹苦将三个儿子拉扯成人真的不容易。那个时代是中国封建社会没落，民国初起天下大乱、最黑暗的时期，是军阀混战，群雄割剧、社会动荡的年代，加之各国列强入侵以及后来的抗日战争、国共内战、解放战争，祖母全都经历过。为了生活下去，将孩子们培养成人，祖母在那个年代吃尽了人间的苦头。
反动政府为了巩固、扩大自己的势力和地盘，不断抽抓壮丁。老百姓为了不让自己的儿子落入魔掌，千方百计躲避当年日本、国民党军队和还乡团抽抓壮丁。
好铁不打钉，好汉不当兵是当时老百姓教育子女的信条。每当反动政府派人来抽拉壮丁，老百姓都将自己的子女东躲西藏。祖母也一样。为了三个儿子不被抽壮丁，祖母经常将大伯二伯和我父亲送到很远的亲戚家去避避风头，有时被突然袭击时，就让她的儿子们躲在长满水稻的田里、或者长着能遮挡身影的庄稼地里，甚至送到离家较远她娘家附近的河道旁的芦苇荡草丛里或停在河船舱里躲藏。
记得奶奶说过，我们沈家有个本家叫沈国柱，是个拥有几十亩地和很多房屋的大地主，日子过得不错。他本人还比较老实勤劳的，但有个不争气的儿子沈元兴，在国民党统治时期，是我们乡的还乡团头目，平时好吃懒做，作威作福，在农村帮反动政府到处抓壮丁。村民看见他都躲着走，他抓不到人，凑不足数，恼羞成怒，竟将我的祖母，他的长辈-远房祖母捆绑在祖屋东边的“沟头”旁的大柳树上，抽打折磨她，不给吃喝，逼她说出三个儿子（沈元兴远房叔伯）的下落，交出自己的儿子。祖母被捆打一天一夜，折磨得筋疲力尽，死去活来，但她老人家就是缄默不说 。这些坏蛋见实在问不出什么，奶奶又是他们的长辈，最后只好放了她，悻悻离去。
沈元兴恶行乡里，鱼肉百姓，对自己的长辈都如此歹毒，为沈姓家族人员和广大群众所不齿。他的恶行不仅害了他自己，也害了他的家人，他的老婆，我们都叫他元兴二姐，不敢在老家过安逸的平民生活，流落上海几十年，靠做帮佣养活自己一辈子；他的父母在村民中一直抬不起头来，年老无亲人陪伴，孤独死去。
当然，除了他迫害祖母外，他到底干了多少坏事，害了多少人，我也不清楚。但有一点能说明，新中国成立后，他被政府逮捕判刑，送去青海劳动改造达20年之久，刑满释放不敢回乡定居，留在青海农场。文革结束后他退休回乡探亲，被当年受害人们的后代认出惨遭毒打，就可见一斑。由此可见，他当年肯定是个狠角色。
我们老家当年是地处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国民党和日寇伪军三方势力争夺的地区，由于村庄靠近邻县高邮临泽镇，那是日伪统治的据点，常受日寇和伪军的袭击和骚扰。为了三个儿子的安全，摆脱抽壮丁的魔掌，不再为此东躲西藏。1941年祖母强忍心中的不舍，悄悄地将三个儿子分别送往了苏南。从此，父亲、大伯、二伯和祖母天各一方，他们远离家乡， 在苏州、常州和无锡苏南城市、农村和山区一带流浪，做小生意，打零工，艰苦度日，过着有家不能回，有家不敢回的流浪生活。1942年-1943年左右流浪来到了上海，便在上海扎根，从此父亲和他二位哥哥就在上海落脚谋生。